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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要吃甜的，软的，热乎的，黏黏的。第一好吃果饭，第二好吃糍粑。其实糍粑更好吃一些，不过因为果饭只有年三十晚上能吃到，以稀为贵，所以排在前头。

果饭在别的地方叫八宝饭，只在我们那里叫果饭，因为用的是果脯。世界上所有的果脯都是从北京来的，盒子上一概写着“北京果脯”四个红字。送果脯给我的叔叔阿姨们一手递盒子，一手摸我的头：“好好读书，长大了考到北京去。”我坚定地说好，在长辈们的一片喜乐中接过盒子，暗下决心：去北京，做果脯。

果脯盒子是廉价硬纸做的，正面是透明玻璃纸，露出里面红的樱桃、绿的青梅、橙的杏干、黄的桃肉、棕的蜜枣，紫的葡萄干，白的冬瓜糖，花花绿绿，很哄小孩子喜欢。然而作为一个胆大心细的小孩，我并没有那么好哄，用不了多久就知道那些花花绿绿中看不中吃，真进了嘴总有莫名其妙的怪味道，干巴巴，不像零食，倒像塑料。尤其樱桃，看着最漂亮，凑近了一闻，一股眼镜店里烤镜框的煤油灯气味扑鼻而来。真正好吃的，只有冬瓜糖一样。

冬瓜糖有十二分的甜。果脯这东西，本身就是新鲜果肉加上白糖一起熬煮再烘干而成，有些高级的品种还要在外面再裹一层蜂蜜。糖里加蜜，蜜里调油，图的就是一个甜字。冬瓜肉质酥松，熬煮时吸收糖分堪比海绵吸水，烘干之后糖全部沉淀在瓜肉里，一口咬下去，甜到飞天。

然而做果脯的人并不知道冬瓜糖最好吃，所以一盒果脯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块。大人们又规定不到做果饭那天不准打开盒子，看得见，摸不着。好在世上最不怕困难的就是小孩，我捧着那只扁扁的盒子，就像捧着一只弹珠游戏机，往左偏偏，往右倒倒，轻轻甩，慢慢摇，经过不断努力，总有一块冬瓜糖会被晃到靠近角落的位置。赶紧找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默默用手指在玻璃纸上捅出一个小洞，小心翼翼地把冬瓜糖勾出来。只要足够轻巧，通常不会被大人发现。如是这般每日一块，不多久便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到真正做果饭的那天，盒子里只剩下一小半果脯，别说冬瓜糖，就是其余种类，但凡略好吃一些的，也都找不见了。

“哎呀，怎么只剩这么点了？”乡下老保姆看看我：“是不是老鼠偷掉了？”

“嗯，老鼠偷掉了。”我肯定地点点头。

没有人继续追究老鼠的事。她把泡好的糯米筛出来，装到大海碗里满满一碗，拌上热猪油、熬好的糖水，喷香油亮。

“今年的果饭，哪个来摆花色呢？”她问。

“我我我！”尽管屋里只有我一个小孩，我还是十分着急，生怕这个差事被人抢走。

于是她又拿出一只空海碗，搬出一盘提前浸好的红枣、湘莲，和剩下那些果脯凑在一起，也能凑够摆图案要用的材料。图案并不直接摆在糯米上，而是摆在空碗的碗底。我摆得很认真，一面摆一面讲解创作意图：“这是一朵花”、“这是一个五角星”、“这是月亮”。摆好之后如果自己不满意，还要重新来一遍。

“再不下锅就来不及了！晚上要吃不上了！”母亲在厨房里喊。这句话宣告创作的结束，糖油糯米扣进铺了果脯的碗里，上锅蒸熟，要吃的时候再反扣进另一只碗。这么一来一回的两次倒扣，像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座香甜五彩的小山，果脯嵌在糯米里，像饭上开出来一朵花。南方人过年不吃饺子，果饭便是压轴戏，然而经过大鱼大肉的轮番轰炸，到果饭登场时小孩子已经没有多余的肚皮。老保姆用筷子扒下一小块给我：“乖呀，怎么也得吃一口。吃了这一口甜，才算正式过了年。”

糍粑是冬日里的另一样好东西，不甜，但香。吃糍粑的季节在生煤炉之后。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天冷之后要在屋里生一只煤炉。大单位有专门的藕煤厂，小小几间平房挤在院墙边的角落里，平时常年冷清，只有入冬之后才热闹起来。职工们推着借来的小推车一车一车地把藕煤运回家，一块一块码放在楼道、储藏室、阳台，像北方人码放越冬的大白菜。

我们的煤炉放在客厅。冬天夜里吃过晚饭，一家人围着炉子看电视，黑白电视机里放的不是《西游记》就是《红楼梦》。孙猴子嗖一下从水面上窜到半空中，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林妹妹柳眉微蹙，凤目含嗔，细嫩的手指滑过腮边，带着眼神往旁边一落，落进了多少人的心。我才几岁光景，觉得黛玉眉目修长，腮尖脸窄，和孙猴子也差不太多，称之为“女猴子”。无论男猴子还是女猴子，都能叫一家人盯着电视目不转睛。只有我对电视兴趣不大，被老保姆抱在膝盖上坐着，四下张望，眼睛随着炉子上银灰色的烟筒高高爬到天花板，转一个弯，又长长地通到窗户外面凉台上去。烟筒是入冬后一截截拼装起来的，开春时又要一截截拆下，有一年烟筒拆得晚，伸到窗外去的那一截管道里被雀鸟做了窝。母亲系着围裙站在凳子上，踮起脚去看避风港里的新窝，两只沾满烟灰的手黑乎乎地插在腰间，为难道：“难怪这几天总是听见窗户底下鸟叫。这又怎么办？留到这一节不拆？”

想起这件不知猴年马月的事，坐在膝盖上发呆的我忽然认真起来：“烟筒里有麻雀窝。”

“哪里会有麻雀窝？”她专心致志盯着电视里的猴子。

“有的，在窗户外面，凉台那里。妈妈看见了。”

“妈妈天天烧藕煤，要是管子里有麻雀，熏熟了给你吃。”

“真的有，真的有，听见叫了。”

我着急地想从她身上扭下来，好爬上凳子指鸟窝给她看。但她只是把我抱得更紧，歪过脖子不让我挡住她看电视的视线：“乖呀，外面没得麻雀，麻雀不敢到阳台上来做窝。”

“来过的！”

“什么时候来过？从来没有的事呀。”

大人们如此笃定，令我对自己的记忆起了怀疑；大人们又如此敷衍，让我不肯善罢甘休。最后她们只好转移话题：“等下烤点糍粑。”

冻得冰凉的糍粑从阳台上拿进屋子里，小孩巴掌大小一只，圆圆的，扁扁的，硬邦邦，摸起来有一点粗糙的手感。老保姆用火钳把炉子捅旺，盖上厚重的黑铁炉盘，糍粑一只只在炉盘上摆成一圈。我便不再纠缠麻雀窝的事，大人们也得以继续看电视里的男猴子或者女猴子。炉盘上的糍粑兀自升温，冰冷生硬的一个冻砣子慢慢软下来，不一会儿工夫，朝上的一面渐渐鼓起，再鼓起，然后忽然裂开一道缝，滚烫的米香瞬间溢出，这时才发现里面早已软糯一片。用火钳夹起翻过来一看，贴着炉盘的那一面已被烫出了焦黄的纹路。大人把烤好的糍粑挪到一旁散热，我忙着把它们挨个吹凉，小心翼翼地摸来摸去。终于有一只不那么烫了，立刻捏起来捧在手心，两只手来来回回地倒腾。目睹这些铁石心肠的硬疙瘩变得温暖火热的过程，确是令人鼓舞的奇迹。

烤糍粑不加白糖、不用佐料，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但口感质朴、香气淳厚，叫人欲罢不能。记忆中有一次电视里放《聊斋》，书生去寻小姐，发现小姐家的府第变成了破屋废园，惊惶之中，一尾白狐从柴门冲出。这情景把我吓了一跳，放声大哭，家人赶紧关了电视哄我。回想起来其实没什么可怖的镜头，不知怎的，吓得我糍粑都掉了。

糍粑要水养，平常放着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霉点，泡在清水中却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坏。湖南糍粑当中，湘西糍粑最大，吃的时候要用刀切，吃法也很多。除了火烤，还可以用醪糟水煮，或者油煎拌白糖，样样都好吃。然而糯米食不易消化，家人不准小孩子多吃，吃完一只，再要，就不给了。于是撅嘴生气，免不了扭来扭去一阵闹，叽里咕噜一顿哭，搅得大人看不成男猴子翻筋头女猴子葬花。老保姆叹一口气，将我打横抱在怀中，脑袋靠在她胸口：“乖呀，给你讲个儿歌。”

“不要讲儿歌。”

“这个儿歌好听的。月亮粑粑，里头坐个嗲嗲；嗲嗲出去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奶奶出门绣花……”

“绣了一个糍粑！”

“哪里绣了糍粑，绣的是荷花呀。”

彼时我三五岁，她六十七八岁。每逢月底母亲给她发了薪水，我们两人坐在床上数钱，她总拿出一张簇新的十元放在一旁，说：“给乖仔留起，到北京读大学用。”我说：“好。”她又说：“去不去北京都可以，有没有出息都可以，只经常回来给我看看。”我说：“只有北京有果脯，其它地方没得。”她叹一口气：“北京远呀。”

逐年逐月，她回乡时间渐长，来家日子渐少，到我学龄上，终于趁我熟睡一去不复返。我大闹一场，非要下楼去追。于是也真的下楼去追了，一直追出院子，追到院门边的藕煤厂，亲见僻静的水泥路上空无一人。垂下眼睛不作声。这下信了？大人说。回去吧。大人说。虽然死了心，还是不甘愿，又在原地站许久，才默默低了头跟在大人后面回家去。这一路上便不再吵闹，惟愿余生里能做先行告别的人。

此后我们不再做果饭这样麻烦的食物，也不再包粽子、烤糍粑、晒萝卜、炒瓜子，好像她这一走，所有的年都过完了，童年也宣告结束。及至成年，江湖辗转，便如雪夜独行，风霜难免。好在那一炉明亮的火焰仍在心头，守着心口一点光，便不畏惧看似永无尽头的冬夜。

在她走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只在离开故乡前见过她一次。我定要去乡下寻她，父母想了许多办法才找到地址，一家人坐了很久的车辗转乡间。旧屋昏暗，檐下漏水，她坐在竹椅上，前面一片青翠禾田。

“娭毑，我要到北京去了啊，去读书。”

十年未见，她已逐渐失去记忆，不再知道北京是哪里，说：“吃了饭再走吧？”

她没有一个在世的亲人。自那次相见至今，又已十余年，情深缘浅，终于再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