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香柚

“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梁晓声

“大串联”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岁。头一次孤独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我第二天病倒了。接连多日,合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她正俯视我。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看去她比我大二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三个字。

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元生活费,就剩这元钱了,你收下吧!”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我第二天临行时,她又来送我。走到气象学校大门口,她站住了,低声说:“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他们不许我迈出大门。”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柚子给了我,“路上带着,顶一壶水。”

空气里弥漫着柚香。我说:“大姐,你给我留个通信地址吧!”

她注视了我一会儿,低声问:“你会给我写信吗?”

我说“:会的!”

她那么高兴,便从她的小笔记本上扯下一页纸,认认真真给我写下了一个地址,交给我时,她说:“你们哈尔滨不是有座天鹅雕塑么?你在它前边照张相寄给我好吗?”

我默默点了一下头。我走出很远,转身看,见她仍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我。

路途中缺水,我嘴唇干裂了,却舍不得吃那个袖子。在北京转车时,它被偷走了。

回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我就到松花江畔去照相。天鹅雕塑已被砸毁了。满地碎片。一片片仿佛都有生命,淌着血。

我不愿让她知道天鹅雕塑砸毁了,就没给她写信??

去年,听说哈尔滨的天鹅雕塑又复雕了,我专程回了一次哈尔滨,在天鹅雕塑旁照了一张相,彩色的。按照那页发黄的小纸片上的地址,给那位铭记在我心中的大姐写了一封信,信中夹着照片。

信退回来了。信封上,粗硬的圆珠笔字写的是——“查无此人”。

她哪里去了?

想到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消失”在十年动乱之中了,我的心便不由得悲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