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国史演义》五四文坛旧事:茅盾在1927年

许子东《国史演义》五四文坛旧事:茅盾在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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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是茅盾第一篇短篇小说,1927年写于上海,在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之后。小说男主人公叫君实,女主人公叫娴娴,三一律格式,写这对...

《创造》是茅盾第一篇短篇小说,1927年写于上海,在中篇《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之后。小说男主人公叫君实,女主人公叫娴娴,三一律格式,写这对夫妻起床前数小时的意识流。一开始详细描写他们的房间,是一个波尔乔亚的生活标准:有镜子、睡衣、书桌、柜子,有外国的西服,有大床,门外还有小汽车的声音——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最早正面渲染都市西化中产生活方式的作品,茅盾的“小资情调”当时受到左派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批评。大概故事情节是男的家里有点钱,知书达礼,但找不到合适的女人,找了好多都觉得不完美,最后他想出一招,他说:算了,我不找了,我创造一个。怎么创造一个呢?当然不是拿泥捏一个,就是找一个完全不懂事的人,一个很年轻很单纯很幼稚的一个人,很小,比他小很多,家底要好,家庭要正派,人要漂亮,然后我教她所有的东西,教她礼仪、教她读书,按照我所教的东西,那她将来就是最完美的爱人。

茅盾很喜欢写女人:“那软烘烘的一个身体,那温软的胸脯,那可爱的面容,那善簇的长眉、那眉眼,那诱人的熟透樱桃一样的嘴唇……”。其中有段最典型的茅盾笔法,说他们结婚半年以后,发现娴娴的性格,什么性格呢?他们两个人到龙华路边一棵桃树下休息,“娴娴仰起面孔,接受那悠悠然飘下的桃花瓣,那浅红的小蔫片,落在她的眉间,她的嘴唇旁,她的颈际,又从她衣领的微开处直滑下去,拈在她的乳峰上……”

茅盾的小说里面写性的非常多,几乎每篇都有。而且在这样一个短篇里面,写女性的胸部不下十来处,以篇幅比例来讲,和《黄金甲》差不多。《创造》想讲什么?男主角给女的指定很多书,对于自然、科学、哲学、历史、现代思潮,都要有一定的了解。从柏拉图到罗素,甚至马克思尼采列宁,娴娴都读了,读完了以后,却出现问题了。本来娴娴连拖手都不好意思,现在在公共场合那个女的要跟他kiss。本来娴娴什么都不关心,现在要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睡在床上,身体那么温柔,男人却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心根本就不属于他,她要去找她们的姐妹。她们看的杂志,都是《妇女与政治》、《东方杂志》,这时男主人公就很不高兴。小说的结尾是女的先去洗澡,丈夫躺在床上想了很多再拯救的方案:以前用药过头了,现在要让她看一些比较缓和一点的书,又列出了一大堆的书单,想好怎么样耐心的说服她。可是女主角洗澡一直不出来,奇怪了。这时佣人进来了:“太太叫我对少爷说:她先走了一步了,请少爷赶上去罢。——少奶奶还说,倘使少爷不赶上去,她也不等候了。”原来洗澡间还有另外的一个门,小说就这么结束了。也是娜拉的回声吧,不过连呯一下关门声也听不到。

五四爱情小说里的男女关系,常常有这种启蒙与被唤醒的模式,令人联想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

鲁迅写爱情的小说不多,《伤逝》我小的时候看时印象很深,大家记得《伤逝》里是怎样谈恋爱的?

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说话的只有一方,就是那个男的。一方是传送者,另一方是接受者。这很重要,一方讲一方听,讲的是什么呢?是雪莱、泰戈尔、伊孛生,是文学,欧洲的浪漫文学。还说家庭,说你不能总在家里啊,太闷啊,要打破枷锁啊。总而言之是要把那个女的给争取过来,但是他用的武器是知识。这“武器”,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很吊诡——传递知识,在小说中是爱情的手段,而爱情小说,又是作家启蒙大众的工具。

子君听着听着听久了,突然就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是那个男的传递知识以后女方交的功课,是求爱初级阶段的成果。

“这句话很震动的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在那一瞬间,我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一个女人有了爱,等于社会有了希望?

这里有三种身份的交错:第一是一个男人的向少女求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羸得她的感情。第二是一个老师在给他的学生上课,讲授近代外国文学。第三是一个启蒙者在呼唤争取某一个群体的觉醒。

这篇小说给我们展现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一种关系:知识分子觉得他要唤醒大众。大众呢?相信了,但是,跟着你走了以后,你其实并没有看清楚这个世界,你所提供的东西解决不了大众的问题。结果,你把人家叫醒了,你救不了人家。不仅救不了人家,说严重一点,你还害了人家(《伤逝》人为的悲催结局)。

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知识分子和大众)还可能有另一种关系,如郁达夫的短篇《春风沉醉的晚上》:知识分子还是在可怜同情那个大众劳工,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工人却正在可怜你读书人。文人觉得女工受剥削被欺凌,女工怀疑文人半夜散步是在做坏事。也就是说互相都觉得应该(但没能力)拯救对方。知识分子想对大众做启蒙,但是感到自己没有力量,同是天涯沦落人,无奈地停下来了。

《创造》里出现了男人和女人的第三种关系:好的,你要启蒙,你要教育,全盘的灌输一旦都接受,对不起,我超过你了,拜拜了。对于这篇小说,茅盾自己有过解释:“君实是个’进步份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引者注:这和涓生对子君的看法相同,女性是复数),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亳无牵挂,勇往直前……”

茅盾的小说大家都知道是“主题先行”,但“主题先行”不代表作品只表达了作家“先行”的思想。作品,好的作品常常大于思想。《创造》可以至少在三亇不同层面上阅读和解释。

第一个层面是“男女”,是娜拉出走,是妇女解放。比较清楚,先不多谈。现实中孔德沚好象也是被“创造”,之后至少和男人平起平坐。

第二层面,茅盾自己说了,“我写《创造》是完全‘有意为之’。那时侯,对于《幻灭》开始有评论了,大部份的评论是赞扬的,小部份是批判的,甚至很严厉。批判者认为整篇的调子太低沉了,一切都幻灭,似乎革命没有希望了。……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

可是,如果只是以娴娴象征革命一往直前,为什么作品中又对男主角那么笔下留情?我在香港北京讲座时都做调查,问问大家,在《创造》这个故事里,你会比较同情那个?结果,竟然同情男的占多数。为什么会同情保守的一方?如果是娜拉出走,应该就不大会同情娜拉的老公。如果说是一个革命发动的故事,大家也应该同情那个女的,因为她代表了革命。在20年代后期,什么力量是激进的,是革命?是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批判茅盾《蚀》三部曲才引出《创造》的辩解。但问题是这些后起的激进的批判力量,当年也是被《新青年》《小说月报》等五四早期启蒙文化唤醒的。说到这里就“矛盾”了,这里要联系一下作家的经历。

茅盾这个名字是1927年才有的,之前人们只知道沈德鸿,是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辑,写评论的时候用他的字:沈雁冰。

沈雁冰1896年生于桐乡乌镇,小康人家,父亲早亡,母亲就是启蒙老师。十七岁在北大预科读英文,三年后因亲戚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翻译当编辑。五四以后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把小说月报改版成「文学研究会」的主要阵地,二是从1920年起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学习小组,认识了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在共产国际领导下,这个小组后来就是中共建党的最早基础。沈雁冰在1921年已经入党,党内资格恐怕早于任何其他现代作家。主编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杂志,参与中共早期建党,做这两件事的时候,沈雁冰都是「九零后」,只有二十四五岁。

不过在茅盾晚年的回忆录里,这一时期最令他难忘的还是与郭沫若等创造社文人的论争笔战。郭沫若后来在《创造十年》一书里说,见到沈雁冰,第一面的印象是「像老鼠」。在郭沫若去世后,茅盾到处题词。

不仅入党,在1923年沈雁冰还当选为共产党上海五个执委之一。当时张国焘还只是候补委员,全上海共有党员四十二人。沈雁冰也曾在共产党办的平民女学和上海大学讲课,一度还和瞿秋白杨志华是邻居。五卅运动他也参加,在有工人被枪杀后,瞿秋白建议在组织上街强行对抗,如果他们在开枪,更可激起民众反抗。但陈独秀不同意这个建议。经历着种种革命斗争,在国共合作期间,沈雁冰和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全体加入国民党」。

当时的革命和现在不同,邵力子约沈雁冰编《民国日报》副刊,文学工作一忙,沈雁冰就辞去上海市委执行委员。孙中山去世后,沈雁冰又和恽代英等五人,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更被派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毛泽东代汪精卫做宣传部长,沈雁冰做毛泽东的秘书,。1926年广州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策划在军中排斥共产党,面对突发事件,沈雁冰作为毛泽东的助手,也在现场。后来还带着重要文件回上海交给陈独秀。北伐时沈雁冰一度还被内定为浙江省府秘书长,却因战局变化,最后被派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在长江中的英国轮船上,过了1927年的元旦。

沈雁冰在武汉,先做军校政治教官,后来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蒋介石四·一二在上海清党,掌握着军权,汪精卫那个时候还在和共产党合作,《汉口民国日报》是国民党的报,实际负责人是董必武,沈雁冰是主编。

先是马日事变,然后蒋介石和冯玉祥会面,武汉局势危急,眼看汪精卫也要反共了。1927年7月,沈雁冰接到党的指令,带2000元支票,马上赶到南昌。在1927年的7月底赶到南昌。同学们现在一看就懂,为什么要在这时赶到南昌?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接到了同样的指令,贺龙,叶挺,周恩来,陈毅,很多人,沈雁冰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沈雁冰呢,众所周知,他上了庐山,到了牯岭。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反反复复,辩来辨去。茅盾晚年那本自传,《我所走过的道路》,那里面说的都是真话,但漏掉了很大一部分真话,你要是光看那本书你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方说,秦德君的事就一点都没有提。是永俊,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是校长,是教授,他翻译北岛,还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考证茅盾在日本期间的房租电费单据等,很多单据是秦德君的名字,秦德君就是茅盾当时在日本的同居女友,当时孔德沚和茅盾的母亲的家在上海,是永俊这篇论文八十年代拿到在中国举行的某一次茅盾学术研讨会上,结果呢,你们可以想象,被人家婉拒。因为中国的现实是各个作家的研究会,相当一部分都是由他的家属在主持的,那个时候茅盾的太太还在,孩子也在,对不对?家人从事研究有好处,史料多,但感情深也带来问题:我们好端端的伟大的作家茅盾,你突然给他考证一个“二奶”出来。

史料方面搞不懂的东西我就要问陈子善。我问他茅盾怎么会南昌不去而去牯岭?在茅盾自己的回忆录里面,他写得很清楚,他说他怎么也买不到票,他说他托了一两个人,怎么也买不到,他专门为买票的这个事情写了一两页,我以前看的时候我看不懂,我说你买票你买不到就买不到嘛,买不到票的事情你讲这么多干什么呢(听众笑)?现在大家明白了,因为他没去南昌,他在牯岭,和一个叫范志超的女人在一起,后来同船舱回上海。

沈雁冰在庐山上听到消息,八月一号起义了,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党要他到南昌。真是不好运,错过了七一,又错过了八一。历史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当时看不清楚。接下来他就坐船到了上海,这一段在他的《我所走过的道路》里面又有十分详细的描写。船上来了一个兵搜查,查到了他带的这笔钱,按茅盾的说法就是怀疑他的身份,然后茅盾就说,那你就把这笔钱拿去吧,然后那个当兵的也没有再追查他。

接下来的一段茅盾的自叙里就含糊其辞了。实际的情况是他一方面被国民党通缉,他另一方面和共产党脱离了组织关系。直到他在日本的时候,东京的地下党组织收到上海地下党的一封信。那封信说,沈雁冰以前是我党的一个同志,如果他愿意,可以恢复组织生活。但是这封信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几十年后才为人所知。再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茅盾到八十年代才恢复党籍的。他去世之前,他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提出说这是我的最后的愿望,结果党中央就同意恢复他的党籍,从1921年算起。

1931年瞿秋白躲在茅盾家里时,也谈过此事。瞿说向组织提过,没有答复。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来想《创造》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是否多了一层理解?你们想一想茅盾,如果要是想讲政治,他会想,我与党脱离关系时掌权的,不知道是李立三呢,瞿秋白呢,还是周恩来,都是比我晚入党。他当时和陈望道一起,最早的马列主义著作就是他们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翻译的。从文艺的角度来讲,当时批判他的那些人像后期创造社的蒋光慈冯乃超,茅盾当初编《小说月报》时,他们大都还在读书受新文学启蒙吧。可是你们今天都来批判我。那时候说鲁迅过时、茅盾是小资,茅盾就拼命地帮小资产阶级文学在辩护,所以在君实的身上他渗透了自己的影子。为什么他叫茅盾?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起好了。

我个人看法,茅盾是唯一一个既热爱文学又热爱政治的现代作家,或者讲得更准确一点,就是说他既懂文学,又懂政治。其它像鲁迅,懂文学,热爱政治但不太懂政治。周扬,懂政治热爱文学但不太懂文学。茅盾是两者都懂,当代就是王蒙,这样的人很少,他两者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茅盾在这篇小说里面在感性上同情妇女解放,理性上歌颂革命运动,可是在潜意识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矛盾和预感。我为什么今天重点讲茅盾的这篇小说,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茅盾的预言后来不断变成现实。你们想想看,从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文化政治基本上是每隔十年就要打倒前一代。大家稍微算一下就能算得出来,三十年代左联怎么打倒了二十年代,四十年代延安怎么抛弃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又把前面彻底批判,到了六七十年代则把前面一扫而空。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断地在打,时不时地出来什么80后啊,90年代,老分代。而且分代的概念就是你前面的完了。你不把前面的那些人打倒你是上不去的,文化界是这样,政治界也是这样,每一代人上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把前面那些人的影响赶快彻底肃清,前赴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

所以《创造》的这个寓(预)言性质在后来实在是太明显了,一代一代的出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焦虑,某种程度上官员也都有这种焦虑,我今天在这个位置上面,谁知道我一旦下台了(落伍了、被淘汰了),人家会对我怎么样?而对在后面超越追打的人来说,“我打倒你的武器是你教我的”。

这亇寓(预)言的另一层意思,就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另一种关系。二十年代,知识分子是歌颂大众,同情大众,《一件小事》中车夫的形象是一个很高大的形象,中国的读书人觉得我应该解救他们。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我比他有文化,我醒着,他(她)们睡着,这是第一个前提;我醒着的人有义务把睡着的人叫醒,这是第二。但是叫醒了以后我帮不了他,我没能把他叫醒,因此我有责任,我要忏悔,我有错。于是从聂赫留道夫对玛格丽特的忏悔,到巴金对家里佣人的忏悔,一直会发展到五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大众的真诚的原罪感。之前都是知识分子要救大众你们,虽然没有救好,但是启蒙的主客体前提还在,直到延安来了一个转折:你还救他们?他们手是脏的,脚上踩着牛屎,可是他们的灵魂比你们要高尚的多。当时听的人全都是心悦臣服,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是啊,你看看我们从《伤逝》过来到《我在霞村的时候》,我们救不了大众。这个原罪跟上帝没关系,跟大众有关系,没有尽到先天下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没有尽到要唤醒民众的使命。因此,从42年开始,接下来你们就要改造。

其实《创造》的意义除了刚才所说的政治寓言外,还带出一个更持续的谁教育谁的困惑。君实与娴娴,谁教育谁?现在老作家老学者全在那里感慨,大众传媒,铺天盖地,使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学问现在都迷惑了。坚持几十年的经典人文教育,怎么现在的青年都随大片、超女跑?读书人对于大众有一点叶公好龙。好像是为了大众,可是大众一旦真的起来可能又很害怕。我们都说尊重亇人选择,写作不应该是少数人特权,弗洛伊德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是一个艺术家,可是当我们看到网上这么多的网民在写、在使用语言暴力的时候,我们不知所措了。这肘我们就愈发体会到茅盾当年的“矛盾”,英明远见,象征关系很复杂。

所以,1927年,暂时少了一个党员,却多了一个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