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827期:日本人为什么逃避责任?

《罗辑思维》第827期:日本人为什么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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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昨天我们聊到了一本书,近藤大介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观点,日本人是在用表面...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昨天我们聊到了一本书,近藤大介的《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观点,日本人是在用表面上的认真负责,来逃避更大的责任。

昨天我们说到了夏普公司的案例。那请问,这只是近些年的现象吗?近藤大介说,不,这是日本文化的底色。

近藤大介常年担任中日双方商务活动的翻译。他就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谈判的时候,总会出现一种“车轱辘话”现象。比如下面这段对话:

日方董事长:向您通报一下,与贵公司的合作项目已经得到了我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也就是说,董事长您批准了,对吗?

日方董事长:项目是由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

中方董事长:但是,您就是公司董事会的最高负责人,所以项目还是要得到您的批准嘛。

日方董事长:应该是得到了董事会的批准。

中方董事长:难道,董事长您个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吗?

日方董事长:我只能说,是我公司董事会批准的这个项目。

你看,车轱辘话发展到这个份儿上,中方的人难免就在心里嘀咕了,你到底啥意思?你作为董事长还不认同这个项目,那还搞什么搞?日本人想的是,我们董事会都批准了,你们还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什么言外之意?你看,一个已经批准了的项目还能这么陷入僵局。

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说话?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文化的底层了。

在日本人看来,我是集体中的一员,我不能出风头,要和其他人保持一致,,我的意见要躲在其他人或者东西的后面才能讲出来。这是日本文化的基因。

这一点也很明显地体现在日语的表达习惯中。

我们中国人说话,你我他之类的人称代词,通常都会出现在句子的开始位置。其实西方语言也是一样。但是日语不同,日语很少用到人称代词当主语。

比如,我们中国人说,“我把饭做好了”。日本人说话就直接把我字省了,说“饭做好了”。你别觉得这里面饭是主语啊,饭是不会自己做好的。在汉语看来,严格说这是个病句。再比如,我们汉语的结构是:“董事长批准了某项目”,换到日语的表达通常就会是:“某项目董事会批准了”。那到底是谁批准了呢?嗯,没有人,所有人都不想对这个事单独负责,要躲在一个集体的后面,还要躲在宾语的位置才有安全感。

你可能知道有一部著名的日本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大概的写作年代是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的北宋时期。这部小说号称是日本的《红楼梦》,有54回,近100万字。但是你知道吗?这么长的小说中居然几乎没有主语。读者只能根据上下文来推测每段话,说话的人是谁,又是对谁在说。

请注意这个词——“物语”。 我请教一位通晓日语的同事,卞恒沁博士,他就说,“物语”这个词其实就是对日语特性的最好的描述。对,日本人的观念世界和语言世界里,不太有人的位置,世界的主体是“物”,人是躲在物的后面说话的。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问他的几个学生,英文的“I love you”翻成日语该怎么说?学生们翻译了几种方案,川端康成说都不对,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只要翻译成“今夜月色很好”,就可以了。这当然是一段文坛佳话,日语含蓄的特点被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从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角,连“我爱你”也要变着花样,躲在月亮的后面才能说,这岂不也是一种日本人独特的逃避责任吗?

理解了这个角度,很多日本历史中让人困惑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解释。

比如说,日本天皇是所谓万世一系,就是自古至今都是一个家族的基因传到现在。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嘛,为什么日本人不换皇帝呢?答案是,天皇自己执政的时间非常短,天皇制成熟之后,很快就切换到了幕府时代,就是幕府将军掌权,天皇是摆设。

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这种乱臣贼子以下犯上的事,这种现象可以有,但不会长久。两种情况,一种是多少会有忠诚于皇室的人,要来个拨乱反正吧?把幕府将军干掉。或者幕府将军掌权时间一长,就会自己篡位当天皇吧?

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场景,在日本历史上偏偏就是没有。幕府时代长达670年的时间,日本一直保持着这种奇怪的政治结构。

按照近藤大介的解释:这不是什么乱臣贼子篡权,架空皇帝的故事,这是天皇和幕府将军都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构。因为在这个结构里,大家都可以逃避责任。

你看,将军能够以“代天皇执政”为由,巧妙地避开责任。出现问题,天皇背锅。但是在天皇看来,我任命了大将军,我又没权,我有个啥责任?所以,这是一个精巧的默契。双方都在实践日本民族最大的人生哲学——逃避责任。

好了,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现代化转型,天皇又有了实权。但是这个过程又是非常短暂,明治天皇执政的45年,算是大权在握。但是到了他儿子,大正天皇,身体不好,更准确地说,有精神病。他曾经在开国会的时候,把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看人。还有一次在观看军事演习时,他会突然跑下检阅台,打开士兵的背包乱翻一通。这几十年皇帝是这个德性,天皇又大权旁落。他的儿子昭和天皇继任的时候,日本又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怎么个奇怪?就是又形成了一个所有人都逃避责任的政治结构。

比如,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有一个争议不休的话题,就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对啊,按照当时的日本宪法,天皇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日本干了那么多坏事,你不负责谁负责?这是我们的理解。

但是站在昭和天皇的角度,另有一番解释。当时日本的国家最高国策会议,是“御前会议”。那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二战结束,一共14年,你猜开了多少次“御前会议”,只有15次。基本是一年才有一次。而且在御前会议上,天皇基本是不吱声。

这个会议从议题到结论都已经事先做好了脚本,天皇先象征性地询问几个问题,然后说一声:“诺!”内阁大臣们就可以对外宣布——某某项目已经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了。

所以,日本当年干的那些坏事,在军部看来,我们的政策得到了天皇的首肯啊。在天皇看来,我的确说了“诺”,可以,但是我只是礼仪性地出席了会议,我是闭着眼睛批准了军部的决定。你看,这又是一个有利于双方的“逃避责任”的组织结构和双方的默契。

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决定这次行动的御前会议是12月1号开的。请问这到底是昭和天皇的决定?还是当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决定?又或是其他军部高官的决定?到今天还是一笔糊涂账。日本就这样被一帮逃避责任的人推向了绝路。

按照近藤大介的看法,这是日本民族的性格底色。

每个人都躲在一个结构性的掩体后面,想逃避责任。但是,站在外面一看,其实不仅责任逃不掉,反而成了日本国家悲剧的源头。带着这个视角,也许我们更能够看懂日本的桩桩件件。

顺便说一句,近藤大介的这本书,《中国缺什么,日本缺什么》,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日本作者写的书。对于中国的分析,其中有些篇章也值得一看。今天得到电子书里面,这本书还有特价。推荐给你。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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