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恒头条》100期:中国如何实现 “知识脱贫”?

《邵恒头条》100期:中国如何实现 “知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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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就在前两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对比了全球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中国的表现不错,排名第28...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就在前两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对比了全球141个经济体的竞争力。中国的表现不错,排名第28,跟去年持平。报告认为,中国在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尤其突出,这是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力之一。说白了,就是我们人多,劳动力多、市场需求也大。

不过,如果只是人口基数大,那印度也有同样的条件。而且,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印度的起点可比我们高,基础设施、工业产出的指标都更好,后来怎么就被中国赶超了呢?

最近,我在新华社的《瞭望智库》上看到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说中国能超越印度,这背后有一层很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提升了人口素质,在物质脱贫之前,先实现了“知识脱贫”。

怎么做到的呢?靠的是全民扫盲运动。

今天的《邵恒头条》,就来跟你分享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文章的作者是黄俊峰。

扫盲我们都知道,对应的是“文盲”。中国目前的文盲数量有多少呢?有5000万人以上。

单看这个数字,你可能会吓一跳,觉得太高了。但如果对比一下70年前的情况,你会发现这根本不算什么。

在70年前,文盲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的5.5亿人中有4亿是文盲,稍微算一下就知道,文盲率达到了80%。而且在当时的新中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中的文盲率更是超过了95%。从教育普及率来看,全国的学龄儿童只有五分之一能上学,初中的入学率更是只有6%。

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再对比一下今天的中国,你就知道我们扫盲的效率有多高了。在过去的70年中,中国的人口差不多增加了9个亿。但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人的识字率已经达到了96.4%,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横向对比一下:70年前印度的文盲率跟中国相似,但70年后,印度的识字率还不到75%。

《瞭望智库》的文章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快速扫盲,在于我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不过,这场“运动”能成功,靠的还不仅仅是决心和执行力。在这个过程中,扫盲的方法就像是软件一样,不断地迭代升级。在一个地方试验成功的方法,被迅速推广到其他地区。

比如说,“军用”的妙招转为“民用”。

在扫盲运动的早期,军队里通行的扫盲方法,叫做“三五教法”,也就是一天就教三到五个生字。这听起来很轻松吧?但效果并不好。你想,当时部队里的战士大多数都是零基础,你一天无论教多少个字,对他们来说都只能死记硬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狗熊掰玉米,记了又忘。和我们现在很多人背单词,往往卡在第一页是一个道理。

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叫祁建华的人,发明了一个新的方法。他是解放军西南军区的一位文化干事,当时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部队官兵,帮助他们摆脱文盲。

祁建华发明的方法,是先让战士们学会汉字的注音字母,再教他们掌握拼读规律,然后再教常用字。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汉字的注音字母表,你可以看到它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拼音很像,能够让人在短时间内学会汉字。所以也被称为“速成识字法”。

这种方法多有效呢?战士们使用这套方法,差不多一天可以学习一两百个字,比起之前一天只能学三五个字的方法,效率提高了几十倍。而且汉字的注音字母表一旦学会,学生自己就可以融会贯通,去学习别的汉字,完全不存在死记硬背的情况。

那自然,这套方法那么好用,很快就推广开来。先是从祁建华的部队,扩散到西南军区,接着又到贵州军区、中南军区。在这些地方验证成功后,又进一步推广到工人农民中间。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在这样的推广下,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国扫除职工文盲将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

听起来,扫盲运动似乎找到了一个万能钥匙。但不久后人们就发现,虽然这个方法在军队里很好用,但深入农村之后,逐渐遇到了瓶颈。在农村的学习效果并不稳定。

你想,军队的主要构成,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且这群小伙子,是长年累月呆在同一个地方。扫盲的时候学习的强度和对于学习效果的检验,都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但是在农村的环境中呢?就算一个村子的村民都是文盲,他们也是有小孩,也有老人,年龄差距很大,学习能力的差距也是天上地下。而且村子里的成年人平时还要干农活,不能脱产集中起来学习,学习成果也很难得到巩固。

为了解决农村的扫盲问题,教学方法再次迭代了。既然问题出现在农村,那干脆让农村人自己想方法,看看有没有创意性的解决方案。结果,还真找到了更有效的方法。

举个例子,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这是一个只有三百户人家的小村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

文化水平低,给这个村子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少麻烦。在当时,这个村子还在实行工分制,也就是发工资是按照一个人干了多少活,记了多少工分。但就是因为整个村子几乎都是文盲,在记工分的时候没有统一的文字标准,到了结账的时候那自然是一笔糊涂账。就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村里的合作社差点办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当时村里的团支部创办了扫盲学习班。学习班的教学内容也很有意思,并不是单纯教村民识字,而是村民“干什么学什么”,教的都是姓名、地名、农活、农具、牲畜等等相关的字。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村里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中,绝大部分都能记自己的工账了,也就是说,这些村民在扫盲的过程中,也解决了自己的现实问题。

而且,扫盲运动还在这个村子里产生了涟漪效应,那些学习能力强的青少年先学会识字,再反过来教半辈子不识字的大人们。这样一来,还解决了扫盲工程中缺少老师的问题。

高家柳沟村的试验成功后,这些创意性的教学经验,又被推广到了其他农村地区,扫盲运动又迎来了一波热潮。

不过,问题又来了。刚才我们介绍的扫盲工程,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缺少人才的暂时方法,长期并不能治本。社会经济一发展,时代坏境一变迁,很有可能会出现“复盲”,也就是一个人刚完成扫盲,又重新变回文盲的情况。

要治本,还需要一套基础的教育制度。这是“扫盲软件”的第三轮迭代。

你想想就知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会有那么多的文盲,其实是因为历史上欠了账。也就是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能够在学龄接受教育。这才是造成文盲的根本原因,所以政府后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发展基础教育上。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正式颁布。我们这代人的学习,基本上都和这部法律有关。在2008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也被全面免除。同时辅助义务教育制度的,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希望工程”和“春蕾工程”等等。发展到这儿,扫盲才算是真正系统化、制度化了。

“知识脱贫”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我不用多说你也能明白。得到上的刘润老师分享过一个观点,说中国享受的人口红利,其实经过了三个阶段,最早是供给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劳动力多。接下来是需求侧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我们的市场大。而在未来,最大的红利,将会来源于高素质人口红利,也就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而早期的“知识脱贫”,也可以说为高素质人才的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基石。

好了,中国扫盲运动的过程,就给你梳理完了。看了这篇文章,我自己对中国的竞争力也有另外一层理解。扫盲的思路,其实是中国应对发展过程中各种挑战的普遍方法。这个方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试点和试验,快速迭代解决方案。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提升竞争力的本质,都在于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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