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833期:秦朝创立了一种什么制度?

《罗辑思维》第833期:秦朝创立了一种什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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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昨天我们通过苏联这个例子,说大国博弈的关键,不仅是总体实力,也不仅是科技,更重要的是对国力的上上下下的深度动员能...

和你一起终身学习,这里是罗辑思维。

昨天我们通过苏联这个例子,说大国博弈的关键,不仅是总体实力,也不仅是科技,更重要的是对国力的上上下下的深度动员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有实力也会用错。但是,这个原理是有边界的,它只是高强度国家对抗下的一种策略,不能是一个国家的常态。那今天我们就反过来看看,一直搞高强度的国力动员做有什么问题。

说到国内动员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最牛的例子,可不是苏联,而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秦朝。别的不说,就说秦国和赵国打长平之战的时候,秦昭襄王可以一次性地征发河內地区,就是今天山西这一带,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投入的战场。整个战国期间,全国人口不过2000万,一次长平之战,两国之间的局部战争,双方总共就能投入上百万的兵力。这个动员深度,在后来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见过。

秦始皇统一之后,战争不打了,但是动员能力还是没有下降。向北,击匈奴、筑长城,30万人;向南,远征广东地区,50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70余万人,其他大工程不在内,单算这三项,就动员了150万人。

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过去两千年,中国人没少反思,提到秦朝,想到的就是两个字“残暴”。但是残暴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对老百姓太狠了,下手能不能轻点。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今天想说的是,秦朝开创的这套制度,本身有什么内在缺陷呢?

战国时代,那叫“大争之世”,你不灭人,人要灭你,所以,一切为了赢。前两天我们说“总体战”,在欧洲,这是20世纪才出现的事,但是在中国,2000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苏联卫国战争的那句口号:“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当年的秦国应该就是这个氛围。

不过,总体战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还得有技术手段。记得早年间看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他反复强调,中国古代的治理缺乏一种能力,就是“数目字管理”,朝廷上上下下都是一笔糊涂账。政府虽然强大,但是对基层社会还是没有整合和管理的能力。

其实这个事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只看狭义的“数目字管理”,其实并没有什么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难度,因为秦朝早就实现了。最近我在公众号“刘三解”上看到一系列文章,就在说这个事。

秦朝的数目字管理,可不仅仅是老百姓有多少人,一年要征多少赋税这么简单。它居然可以细致到:“马产了几个仔”“某天某人经过某个门”这种可怕的信息颗粒度。比如,哪里有10头母牛,那1年后,朝廷要求你必须有6头生牛犊子。有10只母羊,1年后必须有4头生羔羊。完不成生产指标,主管的官吏就要受罚。不仅生有指标,死也有指标。10头牛要是有三分之一死掉,主管的官吏也要受罚。不仅是牛羊,其他猪、鸡、狗,还有人,都是用这种信息颗粒度被纳入了国家的管理。

近年来,中国出土了很多秦代的竹简文书,里面透露了很多秦代行政管理的细节。比如,我们今天有个词叫“课程”,在秦朝这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是国家经济管理的不同指标。

“课”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排名。产量排名靠前的赏,产量排名落后的罚。这是个动态标准。

那“程”是什么呢?就是刚性的底线指标。比如,有一个规定:邮人行书,一日一夜行二百里。当时传递文书的邮递员,一天一夜要走二百里。这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底线速度标准。如果达不到怎么办呢?“行不中程半日,笞50”,你要是走了半天还达不到底线标准,打50鞭子。一天还达不到标准,打一百鞭子。过了一天,不打你了,罚金二两。管理的程度就这么细。

这还没完,要搞数字管理,万一有人作假怎么办呢?所以还必须有一个监督系统,这就是“计”,计算的计。单独一套行政班子,单独一套账本,反复核对,定时上报。

要知道,那不是有计算机的时代啊,连纸张都没有啊,所有的档案文书都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历史上说,秦始皇很勤政,每天要看120斤的竹简,大概几十万字吧。要管得那么细,皇帝就只能这么累。

再进一步想,这个技术系统一定还有其他要求。在一个农耕社会,要实施这种程度的数据管理,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整个社会的变量越少越好。最好天下都不是人,都是植物才好。自动生长果实让朝廷收割。站定了的东西才方便点数。这就是秦朝“数目字管理”的必然要求。

所以秦朝制度最恨的就是跑来跑去的人。比如商人。自古搞重农抑商政策,其实并不是中国古人真的不懂商业能带来财富和繁荣,关键是那种财富和繁荣不能被纳入国家的统计管理,国家不能汲取这种财富资源。这对一个正在搞“总体战”的国家来说,这种财富还不如没有。

所以你看,秦始皇要征发50万人去开发广东,什么人呢?三种人: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也就是曾经逃亡过的人,还有商人,这都是流动人口,别废话,抓起来去干活。奇怪的是,为啥还有赘婿呢?也就是上门女婿。一个男人入赘老丈人家当女婿,这算是个啥罪过?

这还是得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里解释。你想,当时已经是男权社会,财产土地继承都是按照男性这个谱系来进行的。好了,你一个大男人,跑到一个女人家里当女婿,你们的情感婚姻,国家懒得管,但是,你的劳动,你的所得,包括你这个大活人,就从国家的账本上消失了。征兵征税都找不到你,这怎么行?在总体战下,你任何一个人都决不允许游离在国家的控制之外。所以,赘婿才成了一种罪过。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人不再是活人,国家恨不得你是棵韭菜,关键不在于能割韭菜,而是你是植物,跑不了,方便计算。

好了,秦国的制度走到这一步,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所有的效率都完蛋了。或者说,只有掠夺的效率,没有生产的效率了。身为现代人,我们知道,生产的效率来自于越来越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和越来越广泛深入的社会合作。但是你怎么让一棵棵栽种在土地里的植物参与分工呢?你怎么让一颗颗彼此之间毫无黏性的沙子参与合作呢?经济学家诺思就说过,在现代发达国家,每一万人拥有的横向组织数量是最不发达国家的20多倍。按照这个标准来看秦朝,除了朝廷这一个组织,社会组织的数量应该是降到了0。

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悲剧的制度悖论了。在掠夺者看来,最方便掠夺的方式,就是奴隶制,就是把人民当成植物。但是奴隶制恰恰让掠夺者的效率变得最低。

薛兆丰老师就问过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的奴隶制一去不复返?是因为观念上的进步吗?不是。观念这种东西,时不时地总能回来。但是奴隶制一旦消失,就再也回不来了。为啥?因为奴隶制太贵了。免费占有、剥夺奴隶,怎么会贵呢?因为皮鞭不够用,监工不够用,刀子不够用。这个制度是持续不下去的。

在战国时代,在总体战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国的这套制度是有效的。不仅因为它适合战争,而且还因为,当国内生产效率不足的时候没关系,还可以在战场上通过外部掠夺来补。但是,等到全国统一,战争结束,外部资源的输入一停,这套制度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陈胜吴广就揭竿而起了。

今天我们回看秦朝的这个悲剧,看起来是因为暴政,但其实这和它在主观上是不是残忍,掠夺是不是过度没有关系。这个制度的起点是:把最高效率地对内汲取资源,看成是国力的唯一来源,这个起点只要一定,就迟早会走到效率的反面。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秦朝不是被谁推翻的,而是被自己的重量压垮的。

在公众号“刘三解”的那篇文章里面,还提到一个观察的视角:制度这个东西,不是谁制定的,它是演化出来的。

什么是成功的演化者?就是能根据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的物种。否则,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声叹息了。

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罗辑思维。明天见。

参考文献:《大秦帝国的本相:既不公平也不效率,一切为了攫取和存在》,刘三解,微信公众号:刘三解fre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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