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恒头条》124期:商学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

《邵恒头条》124期:商学教育在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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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过去这半年,由于经济形势放缓,不少人开始考虑,要不要干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重新回学校进修一...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过去这半年,由于经济形势放缓,不少人开始考虑,要不要干脆利用这个时间窗口,重新回学校进修一下。对于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商学院常常是首要选择。我身边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有些经济条件好的,还不满足于在国内念商学院,还想去国外的顶级商学院进修。

不过我却注意到,全球商学院教育在过去两年,其实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变化。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以及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在近期不约而同地关注了同一个现象:那就是美国商学院正在“遛坡”,而亚洲商学院正在悄悄兴起。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说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背后,有什么跟普通人相关的“慢变量”。

有一家国际商学录取的统计机构,叫GMAC,每年都会统计全球商学院申请的情况。就在上个月,GMAC刚刚发布了2019-2020学年的报告: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同比下降了3.1%——主要是美国拖了后腿,申请数量下降了9%。美国本地学生的申请数量下降了3.6%,而国际学生的申请数下降了13.7%——这个数字在调研覆盖的所有地区当中,下滑是最严重的。在美国的商学院当中,还有23%的学院表示申请数量“严重下滑”。

你可能会想,商学院不受欢迎,是否因为商学院的教育有些过时了呢?

常有人说,在创业公司踏实干两年,能磨炼出的技能、获得的经验可比在商学院学的理论管用多了。

道理是这么说,不少商学院也的确在做课程创新,比方说加入大数据分析、物流管理等等热门、实用的课程。

但无论是从收入还是雇主反馈的数据来看,商学院毕业生仍然在人才市场当中保持着竞争力。先说收入,在美国公司,商学院学生的起薪中位数,是115000美金每年,这个数字是历年来最高的起薪数字。而除了MBA之外,其他商学院相关的学位,比如数据分析硕士、金融硕士、会计硕士,起薪也在75000美金以上。

再说雇主需求。调研的数据显示,在全球500强公司中,90%的公司都有雇佣商学院毕业生的计划,而且超过85%的雇主认为,从商学院毕业的学生,已经为实现成功的职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连以前一直diss商学院毕业生、说他们啥都不会的硅谷公司,都开始重新重视MBA教育了。原因呢?是因为有不少创业公司已经从草莽状态,迈入了大公司的成熟状态。管理学的经验,在这个阶段派上了用场。

既然不是商学院教育没用,那下滑是什么原因呢?

分析认为,美国本土学生申请数量下降,主要是商学院学费昂贵,学生负债累累不堪重负。而国际学生申请数量下滑,最主要的罪魁祸首是政治因素。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不断发表“分裂化”的言论,在美国社会形成了对移民不太友好的氛围。另一方面,针对移民的政策也持续缩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堪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让商学院的项目不再是国际学生眼中的“香饽饽”。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顶尖的商学院,申请下滑的情况越是严重。比如说,在全美排名前50的商学院,接近90%的学校出现了两年MBA项目申请下滑的情况。在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商学院,去年的申请人数都下滑了6%左右。这说明,在顶尖人才的争夺上,美国商学院的吸引力正在下滑。

相比之下,亚洲商学院的项目却发展得不错。

亚洲商学院MBA项目申请数量的增长,已经连续两年超越了全世界其他地区的商学院。在中国,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在2019年上升了5.2%,其中本地学生的数量增加了6.8%,而国际申请的数量也增加了3.9%。

这层增长并不仅仅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亚洲申请人,有经济实力负担昂贵的MBA教育项目。还有另一层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亚太地区寻求发展机会的跨国企业越来越多,而且一些亚洲本土的企业也开始进行国际扩张,这都给顶尖人才的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层变化带来的结果是,进入亚洲商学院的门槛正在逐年提高——在2019年,亚洲商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为48%,而美国商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为71%。

当然,这是平均录取率。要说顶级的商学院教育,美国和欧洲的好学校仍然比亚洲要多。

在《金融时报》发布的2019年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上,在前100名的学校当中,上榜的亚洲学校只有15家,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商学院目前只有3所,分别是长江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如果我们再参考一下美国做教育机构排名的权威媒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经济和商学领域能排入前100的还有北大、清华。

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商学院那是极少数的精英、有钱人才能做的事。就算这个趋势有意思,跟我有啥关系呢?

我之所以跟你分享这个趋势,是因为我在这个趋势背后,看到有一些慢变量正在发生变化。

第一个慢变量,是全球的精英教育。商学院,其实是全球精英教育的一个侧影。在前两天的罗辑思维节目里,罗胖谈到了什么是精英教育。一句话总结,精英教育的目的,通过高强度、高期待的训练,提升学生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把他们培养成能肩负重任的领导者。

领导者需要的能力当然有很多个维度,比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意识,洞察力等等。但有一层底层能力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就是理解不同群体诉求的能力。

这一点,不是来源于课本,不是来源于老师,而是来源于学生彼此之间的互动、学生和社会群体的互动。

前段时间,我在休假期间,到哈佛神学院听了一节课。我发现在小小的15个人的课堂当中,有来自于美国黑人社区基督教教会的牧师,有来自于巴西的佛教徒,有以色列的犹太人。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你如果不从别人的视角出发考虑问题,对话根本就进行不下去。你想不理解对方的诉求都不行。

但如果在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教育中,学生群体的多元性持续下降,这意味着接受这种教育的商业领导者,视角可能会越来越单一。用《金融时报》文章里的话说,“我们仿佛正在回到18世纪,那时候的领导者只明白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 在自己的困境里锁死,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很可怕的事。

这是第一个慢变量。

第二个慢变量,是亚洲经验、中国经验,越来越不可或缺了。

稍微了解商学院的都知道,商学院的教育模式是案例教学,大部分的经典案例来源于西方的公司,比如说迪士尼、微软、麦当劳。在今天,你如果想找全球化时代最具有创新性的商业案例,你得看中国。

这两天我看梁宁老师的《增长思维》课程,这样的感受就特别强烈。比如说我们都能感受到,出海的中国企业正在成为全球商业格局当中举足轻重的玩家。这个趋势,你要想了解清楚,你要去看哪家公司的案例?

梁宁说,要说国际化,得看猎豹移动,看看他们怎么用20人的投入,做到了一个月活1000万用户的国际产品。

要说全球化,得看华为,看看他们从生产、到运营、再到研发,是怎么一步步完成全球化的。比如为什么他们要在墨西哥建物流中心,在毛里求斯建财务中心?为什么他们要让印度人谈判,让俄罗斯人完成算法任务?

而且,梁宁还在课程里指出,华为的全球征战,为整个中国的企业出海培养了人才,每个企业想出海,人力资源都要去找华为的老员工。

所以你看,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企业自己的经验正在被生产成为解决问题的模板。一个人想要接受最顶尖的商业教育,少了这一块,是不是很别扭呢?

如果再往前一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讨论的本质问题,是知识的源头来自于哪。在商学教育上,知识的来源可能正在从西方经验向亚洲经验转移。

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商学院教育正在发生的变化:美国商学院的申请数量走低,对国际学生和顶尖人才的吸引力正在下滑;而亚洲商学院的申请数量则持续上升。从短期来看,这层变化的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切换到长期视角,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个“慢变量”:在商学院教育中,知识的源头可能正在发生转移,而这正是亚洲教育的机遇。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