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恒头条》125期:什么是全球经济的共同挑战?

《邵恒头条》125期:什么是全球经济的共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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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到了3%——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关于经济...

你好,这里是《邵恒头条》,我是邵恒。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到了3%——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

关于经济放缓的原因,市面上有不少分析。很多人认为,全球贸易摩擦是主要原因。只有消除了贸易的壁垒,减少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才能重新提振投资的信心。

不过就这个问题,我倒是注意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思考有点与众不同。

在11月12日,格林斯潘参加了《财经》年会,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的院长朱民展开了一场对话。他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他认为全球经济走弱的根源问题,在于人口结构。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就来跟你分享一下格林斯潘的观点。

格林斯潘其人,相信你已经很熟悉了。

他一度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因为在他长达19年的任期当中,美国经济经历了二战之后最长时间的增长。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人把矛头转向了他,认为他得对金融危机负责。

对于这个人的功与过,我们在这不评论,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得到上徐瑾老师的《经济学大师30讲》。但重点在于,格林斯潘是一个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执掌整个美国经济命脉的人——对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底层驱动力,他有极其敏锐和深入的思考。

他的对话者朱民呢,也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他是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这两个人同台,可以说强强组合,他们的思考当然值得我们竖起耳朵听听。

朱民指出,经济学家一直在关注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就是从2008年以来,全球的投资在下降。以美国为例,今天美国的投资与2008年相比,所占GDP的比重降低了3个百分点。但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球性的投资疲软呢?

格林斯潘认为,原因是全球其实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人口老龄化。

年龄在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球人口当中的占比一直都在增长,从1980年的12%以下,到2000年的14%以上,到2018年的18%以上。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长,我们还看到两个趋势:一是社会福利支出在GDP当中的占比开始增长,二是储蓄的占比开始下滑。两者变化的幅度相近。这种趋势不仅发生在美国,还发生在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地区。

格林斯潘认为,福利支出“挤占”了储蓄的空间。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来说:本来你知道,上了年纪之后医疗支出会增加,所以你会为了医疗特意留出一笔钱,存起来。但这时候政府提高了医疗福利,可以覆盖你的大部分医疗支出,那么你可能会觉得,那笔医疗存款没什么必要了,可以花出去了。

对于这样的现象,美国也有经济学者进行过研究。比如说美国堪萨斯大学的研究发现,在1984年到1993年期间,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医疗补助,使得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下降了17.7%,而消费增长了5.2%。

另一项1984年的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每投入1美元,美国个人储蓄相应就会减少45美分。

理论上来说,挤占就是这么发生的。不过我们也知道,相关性不一定等于因果性。人的储蓄和消费行为很复杂,恐怕不是福利支出这一个因素能解释的。不过老龄化让储蓄下降,倒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道理也很好理解,因为人老了,没有收入了,自然会花老本嘛。

而储蓄下滑,会给经济带来一系列的连锁问题。

首先是,储蓄下滑会导致国内投资降低。

从格林斯潘提供的数据来看,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在美国经济中一直都是齐头并进的。

储蓄高的时候,投资额度也高,两条线几乎重合。直到近几年,投资额度才超过了储蓄额度,不过这主要是源于外来资金的补贴。而随着储蓄下降,美国国内的投资也出现了下滑。

这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生产力增速下滑。因为我们都知道,投资是提升生产力的强大引擎。

从格林斯潘提供的数据来看,从2010年开始,美国社会生产力的增速开始出现明显的下滑。从1995年到2010年,生产力以每年2.8%的增速提升,但在2010年至2018年,增速下滑到了0.7%。格林斯潘在图表当中统计了从1948年开始的四个阶段,而0.7%的年化增长率,是这四个阶段当中最缓慢的。

生产率低,进而又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工人的工资无法提高,通货膨胀一直保持在低水平。那你要知道,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的状态,是“日本式衰退”的典型特征。所以在对话中,朱民问了格林斯潘,照这样下去,全球会不会进入“日本式衰退”?

对这个问题,格林斯潘没有直接回答。

但如果他的观点成立,朱民判断,全球可能会很长时间都处于低增长的格局。原因是人口老龄化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格林斯潘的观点,中国也值得参考。他在对话时指出,中国人均GDP以及人们的生活标准之所以能在短时间之内大幅上升,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很高。在过去15年中,这个比率一直在40%以上,而相比之下,同时期美国的比率始终徘徊在20%之下。

但即便有如此深厚的基础,中国也同样出现了储蓄空间被挤压的情况。从2008年到2018年,储蓄在中国GDP当中的占比,从50%以上,下滑到了45%。同一时期,社会福利的支出从3%左右,攀升到了接近8%。

听到这儿,你肯定会问了,老龄化的困局,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格林斯潘说,如果是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切入,那得想办法不让社会福利挤压储蓄。而这方面的经验,现在恐怕只有一个国家有,就是瑞典。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瑞典实行了养老金制度改革。改革后的瑞典,采用的制度和大多数国家都不一样——什么制度呢?叫做记账制养老金。

这个制度,真解释起来很复杂,但你只要知道它实现的效果是,每个人拿到手的养老金并不是基于历史收入、工作年限决定的固定金额,而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实际贡献以及名义上的回报率领取养老金。金额会产生波动,当经济增长放慢的时候,或者人们的生命预期增长的时候,养老金年金也会相应下调。

但这个方案,显然实施起来并不容易,要不怎么只有瑞典、意大利、波兰等等少数欧洲国家采用呢?但不改吧,按照格林斯潘的判断,投资又会持续低迷,所以养老金改革是个大事。

好,总结一下,在今天的《邵恒头条》中,我跟你分享了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分析。从他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投资走低,核心问题并不是短期的政治因素。症结其实在于人口老龄化——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的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他的分析,给我们看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过去,人们分析国际关系,常常会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把国际关系看成是一种博弈或者利益交换。但他的分析让我们看到,全球经济其实面临同一个对手,那就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邵恒头条》。我是邵恒,我们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