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20世纪中国小说》:从巴金的日记看1950年代作家的日常

许子东《20世纪中国小说》:从巴金的日记看1950年代作家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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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我们不读小说,来看巴金1952年的《赴朝日记》中的两篇。这两篇日记,反映了1950年代中国作家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除此之外,许子东也分析了1950...

这期节目,我们不读小说,来看巴金1952年的《赴朝日记》中的两篇。这两篇日记,反映了1950年代中国作家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态。除此之外,许子东也分析了1950年代作家和五四一代作家的两个重要区别,是什么呢?

今天是第60期,我们要读巴金在1952年3月21日的日记。
在这之前,我们读过郁达夫在1927年的日记、鲁迅在1936年的日记,还有萧军在1942年的日记。
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记载了他跟王映霞的初次见面,那段恋情后来影响了作家的后半生。
鲁迅在生命结束前不久写的一篇日记,看上去只是因为儿子去医院看病,自己写了篇文章,其实透露了19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转折。
萧军的日记记载了他去毛主席的家里——窑洞,回来兴奋地记录他们的谈话过程,这个当然是近距离地见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又一个历史时刻,只是萧军当时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

一、巴金的《赴朝日记》

我们今天选择巴金在1952年这一天的日记,又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没有特别的考虑,只是想记录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天,普通的工作和生活。当然,这普通的工作、生活也会反映那个时代作家们普遍的处境和心情,一种面对新时代的期待、憧憬,或者说,也有点不太确定的心情。
这篇日记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巴金全集》第25卷《赴朝日记》的第一部分,这一卷里还收录了1960年的《成都日记》、1962年的《上海日记》等等。

巴金的日记基本上也是记事为主,写的时候估计也没想到发表,大概就是个日记,比郁达夫的《日记九种》要朴素一点,比鲁迅日记还是要多一些描写,我们知道巴金的文风就是喜欢描写。

《赴朝日记》的第二篇是1952年3月16日,记载了巴金坐车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战争状态的朝鲜。日记里这样写,“江水碧绿,水面荡漾着微波。除了桥上炸痕外,看不见战争痕迹……车行不到一小时,就看见美国暴行的罪证,公路旁的房屋几乎是片瓦不存。”
短短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看出,巴金在1950年代初是真心坚决地和志愿军、新政权站在一起的。
下面我们要读的是3月22日的日记。
“晨六时五十五分起,七点半下山,饭后开会讨论让彭总解答的问题,和对王、丁二位报告的意见。”
志愿军有个王部长和丁处长,在一天前给作家们做了几个小时的战争形势报告。
“十时半汽车来接我们,坐在卡车中。到山下大洞内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你们都武装起来了。’‘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具体、全面。”
彭德怀当时是志愿军总司令,其实比巴金也就大了六岁,此处的“有如长者”,这是一个比较尊敬的说法。
“谈话中甘政委和宋副司令也进来了。彭总讲完后宋、甘也讲了些话。宋司令讲到欢迎。彭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甘政委讲话时喜欢笑。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政委谈了一阵,很感动。三时吃饭,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

1952年,战争其实已经进入胶着状态。战争初期,1950年时,志愿军曾经占领过汉城。有一些后来公布的历史文件,说是关于到底是否要让战俘自己决定回到哪里去等问题,双方争执,停火协议签不下来。

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电影《上甘岭》插曲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朝鲜战争的后半段。天冷冬装不足,也影响了战事的进展。
“洞中非常暖,回到洞内候五时半才放映电影,共放映《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二片。晚会结束,坐卓部长小吉普回到宿舍山下。卓部长把手电借给我。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白朗在山下叫赵国忠专接我们。山下积雪甚厚,胶鞋底很滑,全靠赵分段拉我们上 山。刚到山上,看见山下灯光,知道别的同志们回来。休息片刻,看钟不过九点五十分。读俄文到十点一刻睡。睡前写了一封家信。”
3月22日的巴金日记全文已经读完,这天的日记有什么特别呢?没什么特别,只是简略记述了体验前线生活的作家们获得军队首长的接见,然后吃火锅、看电影,气氛融洽,一切正常。

但记着,这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作家,他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自觉地成为“同志”,这放在历史进程中看,还是有特别意义的。尤其巴金,后来数十年被批为“黑老K”,到他写散文《怀念萧珊》时,写到他跟妻子早上醒来,互相感叹,“日子难过啊!”
去朝鲜的成果,是小说《团圆》,后来改编成著名的电影《英雄儿女》,王成一句“向我开炮”,几乎是五四老作家当中唯一一篇红色经典。这是巴金1949年以后最重要的作品了。
后来在成为“黑老K”之前十多年,巴金是上海作协主席,还兼有政协和人大的工作,我看过他一些散文跟日记,整天忙着机场接外宾,参加各种联欢活动,还有各种政治会议。

二、1950年代,作家们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对巴金来说,干部的工作比作家的职责更繁忙,更紧迫。这当然不是巴金一个人的情况,而是1950年代大部分知名作家的普遍情况。
曹禺和老舍,1940年代末都在海外,他们听到新中国的消息,都回来了。曹禺后来成为中国文联的执行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这是中国非常有名的、最出色的话剧团体),但是他在1950年代也写不出新戏,一度只能反复修改早年的《雷雨》、《日出》,将方达生、鲁大海改成地下党等等。
茅盾做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再也没有长篇、中篇创作。1950年代中期,写过一点文学评论,把文学发展概括成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从理论上讲,也不大make sense(没什么意义),除此以外,再没有文学活动。
叶圣陶是教育部副部长,他也不写那些以前很出色的批判小市民、解剖知识分子的小说,和一级作家张天翼一样,转型儿童文学。
比较有成就的老作家是冰心和老舍。冰心写了不少出国访问的游记,一贯光明,一片冰心。老舍不断有新作,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茶馆》,我们以后会专门讲老舍的一天。
除了巴金的《团圆》外,老舍是老作家群中最有收获的人民艺术家。说是老作家,其实“巴老曹”在1950年代也就四五十岁,跟王蒙他们这一代在文革后复出的年龄差不多。
这些五四一线作家做了领导,接见外宾、主持会议、视察前线,当然起到了文艺军队的作用,但是作品是比较少的。

三、1950年代“主流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的区别

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讨论五六十年代作品时,甚至文艺论争时,很有意思、很有见地地先将作家分类,将1940年代较有文学成就的张爱玲、钱钟书、师陀、巴金、沈从文、沙汀、萧红、路翎、丁玲(基本上就是我前面读过的作家),称为“中心作家”。我不明白他们“中心”在哪里,因为他们其实有很多人是几十年以后才被文学史认可的。

洪子诚说他们这些“中心“在1950年代被边缘化,我倒觉得他们有些人,像张爱玲、钱钟书,从来都没有到过“中心”,张爱玲也许算“小中心”吧。从中心到边缘,比较典型的是沈从文,因为沈从文一直是主流作家,但是1950年代以后他就做不成作家了,在历史博物馆做文物研究员了。
钱钟书是做研究了,朱光潜、萧乾、施蛰存、陈梦家等也受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批评,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是“中心作家”。
另外一些处在上升期的,洪子诚称之为“主流作家”,他们一部分来自于解放区,另外一部分是1950年代以后的新人。在我看来,他们跟五四作家有两点重要的区别。

除了前面讲过的,这些作家大部分在创作起步时,已经是党的基层或者中高层干部,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或者说不同,那就是1950年代“主流作家”大部分都曾经做过报刊编辑。

比如柳青,写代表作《创业史》是1950年代后的事情,早在1938年到延安时,他已经是报刊编辑,在做其他群众工作。
赵树理、周立波、峻青、马烽、西戎、浩然、李季、闻捷等等,都曾经担任过报刊编辑。当然,他们从事的编辑,跟晚清李伯元、吴趼人,或者后来香港的金庸他们很不一样,他们编辑的不是市场的报纸,不是以读者、销路为主导的传媒,而是在解放区从事革命宣传的报纸刊物,这个非常重要。
另外一些作家虽然不一定做报刊编辑,但也以不同的方式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比方说杜鹏程、刘白羽、杨朔,都做过革命报纸的记者,梁斌、欧阳山做过文化宣传,王愿坚、吴强、茹志鹃、沈西蒙等等都曾经在军队里从事文化宣传工作。
所以我们之前说第一次文代会以后几乎全体作家都成了干部,其实只讲了对了一半,因为刚才讲的这些1950年代的主流作家,他们在做作家之前,就已经是基层宣传干部了,所以他们是先做干部,再做作家。

相比之下,五四的时候,办报和教大学的老师有着不同的追求,一个注重读者,一个注重教育。到1950年代中期,这个矛盾不存在了,办报、编辑、记者,各种宣传工作跟写作一样,都是文艺战士应尽的职责,这是新作家跟老作家们的第一个重要区别。

老作家们其实并不老,他们大部分在大学兼职,五四的时候就也是这样,让自己喜欢的作品成为与时俱进的知识,进而在教育领域影响社会,这种情况在1950年代也发生了变化。

有些作家听了别生气,这个变化的标志,就是两代作家之间学历显著下降。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不管留日归来的,激进、革命,留英留美的,自由主义、主张改良,本土学者,更强调道德、更接地气等等,总体上作家们都是到大学教书的。即使沈从文没什么学历,胡适一介绍,照样到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书。
但到了1950年代,主流作家中,除了周立波当过“鲁艺”教员,赵树理、李准做过中小学教师,贺敬之在华北联合大学工作过,张光年在北方大学教过书,其他大部分作家和高等学历、大学教育没有关系。
他们的社会经验、革命经历远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文凭和外文能力,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1980年代以后,成为我们今后考察当代文学各种历史文化条件的其中一个因素。

除了学历不同,洪子诚教授还非常醒目地注意到作家群体的地域差别,这也非常有意思。1920到1940年代,中国著名现代作家多出生于江浙、福建东南沿海,比方说鲁迅、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夏衍、冰心、戴望舒、艾青、钱钟书、穆旦、路翎等等,还有一些在四川的文人,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何其芳、李劼人。
但是刚才说的解放区的文人,1950年代的新人,柳青、赵树理、杜鹏程、梁斌、欧阳山、王愿坚、杨沫、吴强、李准、贺敬之、杨朔、刘白羽、张光年等等,大部分是陕西、山西、河北、湖北、河南、北京、山东等地方的人。这不完全是巧合,这种作家地域的转换,让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也就从重学识、才情、灵感、文化传统转变到了重政治意识、乡土经验、现实斗争策略等等。
当然了,文学的这种转变跟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也不无关联,当时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老一辈的革命家大致来自于湖南、江浙,中年干部大多来自于北方。
近年,有一次党代会以后,传媒好事去统计政治局成员的籍贯分布,发现山东还有北方的省份最多,沿海地区较少,广东好像有一次一个都没有。当然了,这里边有很多偶然因素,不说明什么。
如果各位读者有兴趣,对于张炜、张承志、莫言、余华、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阎连科等等这一辈作家也做一个地域、籍贯的统计,也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思考线索。
形象一点概括,现代作家是文学北伐,当代文学是革命南下。
下一期,我们会读一篇可能是1950年代最重要的短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本集小说

初版:《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使用版:《巴金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参考书目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巴金:《随想录》,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巴金:《巴金散文:怀念萧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巴金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李存光:《巴金研究回眸》,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林贤治:《巴金:浮沉100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
李辉:《巴金传》,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
徐开垒:《巴金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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