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说》:高晓松揭秘游戏规则 奥斯卡走下“神坛”

《晓说》:高晓松揭秘游戏规则 奥斯卡走下“神坛”

有声读物」「2019-12-16」「晓说」 《晓说》是2012年3月高晓松开始主持的网络脱口秀节目。在每周30-40分钟一集的节目中,《晓说》每期由主持人高晓松谈论一个热门话题,打造视频化的“高晓松专栏文章”
去了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转了一转。第一期,主要说这个。不是说这些电影,电影本身的好坏,许多媒体,包括许多资深影评人,都已经讲了很多。我主要是以这六...

去了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转了一转。第一期,主要说这个。不是说这些电影,电影本身的好坏,许多媒体,包括许多资深影评人,都已经讲了很多。我主要是以这六年在洛杉矶、在好莱坞的一些经验,讲一些背后的操作,做lobby,就是怎么去游说、怎么去公关、怎么去把奖弄到手。奥斯卡其实是个club。你得进入这个俱乐部里面,才能玩这套游戏。

先说我的印象,我感觉今年奥斯卡是一个小年,像葡萄酒有小年、有大年,小年酒就一般。奥斯卡的小年,虽然电影还算好电影,但可以称得上伟大电影的很少。大家过几年会回想今年的电影,我猜可能没有可以被称为伟大的。

从整体来看,这个时代是一个比较平庸的时代,不光是电影艺术,也包括音乐、文学,都处在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大师有一个毛病,就是来的时候一起来,大家一起出现,就像伟大的电影一起出现一样。所以等不再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很平庸,就都很怀念大师辈出的年代:伟大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1979)打败了伟大的《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1979),伟大的《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打败了伟大的《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然后伟大的《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1996)打败了伟大的《冰血暴》(Fargo,1996),也是我最爱的科恩兄弟的伟大电影没得着奖。那些年的奥斯卡,大年就能看到大师辈出,伟大的电影成堆出来,以至于好电影都无法入围。到了现在,大师虽然都还活着,可是已经拍不出《活着》(To Live,1994)这样的电影了。

有关今年奥斯卡得奖的情况,我猜错了一个。《艺术家》(The Artist,2011)会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项,这个跟大家猜的差不多。

但是我猜最佳女主角会给维奥拉(Viola Davis)。黑人现在地位越来越高,好莱坞电影里的黑人角色都是那种上级领导,而且都是好领导的角色,绝不可能是一个坏人。论得奖可能,尤其像影后这种大奖颁给黑人演员,我觉得挺正确的,包括迪士尼乐园里,巡游的白雪公主,现在都已经由黑人小姐来扮演。

后来一看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得了,我虽然猜错了,但心里挺高兴。有个影评人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奥斯卡,或者说这些奖最喜欢的女演员有三种:一种是勇于扮丑的,勇于把自己搞得很丑的;一种是学各种口音学得很像,口音很怪的;第三种是一个叫梅丽尔·斯特里普的人。所以她最后得奖了。

颁奖典礼上还有一个奖,最佳外语片奖,以色列跟伊朗同时有一部电影入围。现实中,以色列跟伊朗是死对头,以色列和美国有着最亲密的关系,不只叫盟友了。犹太人不光控制着美国经济,还控制着好莱坞。在好莱坞,犹太人全部都是上层的大佬,以至于他们干杯的时候,都不说“cheers”,说“马搜塔夫”。“马搜塔夫”是意第绪语,干杯时大家就是为了巴结犹太大佬而习惯这样说。但是在奖项面前,却是伊朗电影获胜,跟美国最不对付的伊朗的电影得了奖,而最亲密的犹太兄弟以色列的电影没得奖,我觉得挺有意思。当然,这也不能说明这个奖的每个奖项都实至名归,或者叫很公平,很理所当然。这个东西是个娱乐,尤其是奥斯卡奖,它不是专门的艺术奖项,不像柏林金熊奖、威尼斯金狮奖,它还是一个圈子奖,是基于整个好莱坞这个圈子的一个奖。

在好莱坞,大的公司,大的运作,大的片子,有很强的lobby的能力,就是游说的能力,会导致一些电影能拿到应该拿的奖。尤其是去年和今年这两届的最佳影片,去年是《国王的演讲》(The King's Speech,2010),今年是《艺术家》,这两部电影都是由特有争议,但是特别有能量、特别有战斗力,有时候是制片人、有时候是发行商的一个叫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人来运作的。他去年、今年都作了很大规模的lobby,所以去年和今年都是他的电影拿奖。哈维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发行过一些中国大片,我也见过他,聊过一两句话。在一个电影节上,他问我电影的动作导演是不是洪金宝。洪金宝大哥就坐在旁边,我说是。他说我想认识他,然后我就去把洪大哥叫来,我说:洪大哥,这是著名的韦恩斯坦。韦恩斯坦当年开办的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Miramax Films),创造了大量的奇迹,从斯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的《性、谎言和录像带》(Sex,Lies and Videotape)开始,一系列看起来好像比较arty-farty,但实际上能运作出很好的市场效果的电影,都是他们来做的。他是这个圈子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发行中国电影的时候,可能有一两次不太好的记录。某中国大导演,曾经在公开场合—一个大研讨会上,直接指着他说:哈维是一个骗子,大家不要相信他。
当然了,你可以说做电影的都是在骗,也可以说生意人有生意人的道理,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是他去年和今年都拿了奥斯卡奖。我想稍微讲一下,讲讲他们是怎么玩儿的。
北美应该算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之一,有一个全世界独有的制度—游说。这个制度实际上基于一个理解:相信人是一定会贪污的,相信人一定不是伟大的圣人、不是上帝本人。怎么办呢?就用游说制度,希望你在位的时候不要贪污,而你退休了以后,用自己的从政经验去赚钱。比如说国会—因为《游说法》最开始是针对国会的。利用自己多年在国会做议员的经验,你知道怎么去推动一个法案的通过。你知道这个议员什么态度,是左派还是右派,那个议员是支持禁枪还是支持禁毒。你知道大家的态度,也知道一个法案怎么通过,就可以开个游说公司,接受客户的雇用聘请,然后去游说。

《游说法》当然会有很多极详细的规定,比如你每次只能游说两个人,必须公开游说客户的信息、游说内容等。这个制度非常好,它导致大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不管是做官,还是做议员,就觉得现在先不贪污吧,因为后果也比较严重,反正等我退了后我能开个游说公司,一样可以挣大把的钱。后来《游说法》就从游说国会,延伸到可以游说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游说法》有一个重大的修改,就是把它延伸到了游说慈善机构跟非营利机构。奥斯卡奖评审团当然是一个非营利机构。

好莱坞所谓的得奖运作,是一个有法可依的过程。奥斯卡奖评委有6000人,“最佳导演”由导演工会的会员评,“最佳编剧”由编剧工会的会员评,“最佳演员”由演员工会的会员评,还有摄影工会等,单项奖由各个工会来投票。最佳影片奖是由所有的评委,就是6000人一起来投票得出。

它设计这个制度有两个考虑。第一,奥斯卡奖本身是行业内的一个奖,就没有让影评人参加投票,影评人是另外一些奖—影评人奖等。奥斯卡奖坚定地坚持,全体评委都是从业人员,你自己是干这行的,内行看门道,要大家一起来投票;第二,就是尽量多的人投票,这样能尽量减少运作带来的摇摆度—或者可以叫灵活度,所以有6000名评委,基本能保证公正。但是金钱万能,在金钱面前,再艰苦的活也有人干,专门做这行的,称它为游说公司,或者叫公关公司。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洛杉矶就是干这个的,他们有一年的业务是《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2007),科恩兄弟的,我最爱的导演。那年他们拼命地工作,导致《老无所依》最后得了四个奖项(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配角、最佳改编剧本)。

他跟我仔细地讲了里面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从10月开始,叫Awards Season,就是评奖季开始。所有参加奥斯卡奖的电影,必须在9月底之前公映过,这是奥斯卡奖与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等最不一样的地方。戛纳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都要求你的电影必须在那儿首映,第一次放映得在这个电影节上,才允许参加竞赛单元;奥斯卡奖正好反过来,电影必须公映过,在10月之前,接受过市场检验,接受了观众的检验才能参加。所以每年闲了好几个月的这种公司,到10月突然就忙起来了,因为客户的要求来了。

但是美国《游说法》有严格而详细的规定,公关公司是不能临时接活的,不能突然有一个人抱着400万美金来,说我今年要得奥斯卡奖,你帮我去运作。得是公司长期服务的客户。公司长期的服务收费是很低廉的,每个月差不多7000美元,这大概是5年前的价格了吧。你得一直是它的客户,是个导演或者是明星演员,一旦要去评奥斯卡奖,就由这家公司去代理运作。其间,它会在一些credit media(有信用的媒体),时不时地给你来一篇小影评或者一个小报道等。

10月开始,OK,评奖季开始了,它要去游说这么多评委。《游说法》规定,每次游说的对象不能超过两个人,也就是每次只能游说两个评委。奥斯卡奖组委会有地方放映所有的入选片子,让评委们去看,那个地方有1012个座位,6000个评委里面,只有1000多人可以到那里去看电影,其他人在家里看寄来的DVD。但是那个地方从来没满过,据统计,最多的一次大概坐过900个评委,通常情况就600人在那儿看。对于6000名评委,游说公司会追踪每人对电影的爱好。先分析判断一下:这些评委就不要去游说了—他们肯定不喜欢这个电影;那些根本不用去游说—他们肯定喜欢这个电影,肯定投票。游说公司会去游说那些中间的、有可能摇摆的评委,叫Private Screening,就是私下给评委放映,每一场收客户2000美元。他们陪着这两个评委看,跟评委讲哪儿好,艺术上如何。一场Private Screening2000美元,他们大概游说1000个评委,1000个评委就会有500场,这是多少钱!游说公司10个人的团队,陪着评委上午看一场,下午看一场,一共要放500场,平均每个人看了50场,那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每个人看了50场之后,已经把每一句台词都给背下来了。《老无所依》那一年赢了之后,他们公司的庆祝方法是全公司把这个电影演了一遍,因为每个人把台词都记得特别熟。

游说公司有一个内部的系统,能看到票数,这个是让我特别震惊的。因为奥斯卡官方对外说,票数都由一个国际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监票,中文名字叫普华永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游说公司、公关公司,都能看到票数。那一年跟《老无所依》竞争的电影,叫作《赎罪》(Atonement,2007)。竞争特别激烈,两家公司都能看到票数,两边票数咬得很紧,他们很紧张,于是就拼命游说,最后我朋友的公司赢了。

游说公司还有宣传收费。“宣传”在中国叫软文,也就是影评等。从10月开始,每个月收15000美元,保证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都有好的影评发出来,然后在《综艺》(Variety)等这些主流杂志上都有好的影评。光有好的影评其实不够,还得买“硬广”,需要买这些杂志的封面。影评要凭着良心写,但是它可以选择不发或者发。所以你还得买“硬广”—封面、封底、插页等。

“硬广”是最贵的,差不多整个Awards Season一个单子做下来,要收300万美元的费用。可以算一下,500场放映,差不多2000美元一场,100万美元吧,加起来一共400万美元;再加上从10月到第二年二三月,差不多半年时间,每个月15000美元的媒体维护费,加起来是四五百万美元。这只是游说公司、公关公司在底下做的工作。明星本人,还会利用自己的关系、自己的行业地位来为得奖做工作。

去年茱莉亚·罗伯茨(Julia Roberts),就在自己家里做了一场放映,请了一些评委看一部还不是她自己演的电影。她推荐一个男演员,说这个男演员演得特别好,她特别喜欢,请大家来看他演的这部电影。后来这个男演员真的获提名了。奥斯卡组委会每年都会调整评奖的规定,从茱莉亚·罗伯茨这次放映之后,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所有的member不能私自放映,也不能游说,必须由游说公司来做,不能用明星自己的影响力交换资源。比如,你这次选我,然后我下次选你;我演一个你的戏,你帮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都不行了,还是归入正规的游说渠道里面来做这个事儿。

公关公司的业务很广泛,既可以公关前总统,也可以公关一个作家,这些都可以。《游说法》的初衷就是游说国会,然后延伸到政府,之后到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以及其他的评奖机构等。Lobby原来的意思是大堂,或是酒店,从这引申到游说,意思就是:你实际上是进不去人家房间的,只能站在大堂等着,等出门的人,把人家拦下来,说:大哥我跟你说句话。但是lobby这个制度,避免了很多贪污的可能性。等干了几年之后退了,退了以后,你才能去开游说公司。不同的游说公司,接的是不同的客户。比如,你接的是以色列的客户,去替以色列说话是对的;接的是阿拉伯的,去替阿拉伯说话是对的。每个议员听了不同的游说公司的游说,兼听则明。他听这个游说公司说以色列很可怜,很可怜,应该帮助;又听那个说阿拉伯人也很可怜,很可怜。他等于足不出户,坐在国会大厦里或者某个地方,就听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是平衡的。当然除非有一方很有钱,一方没多少钱,雇不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其实是可以借鉴的,因为我们国家,游说没有制度,什么都可以。我们的评奖制度其实有很多问题,如果能把这套完整的制度引进过来,大家以公平的方式来做,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当然了,这套制度的前提还有很多,比如体制的保障,比如是不是建立导演工会、编剧工会、演员工会等,因为工会有很大的权力,不光是评奖。像编剧工会甚至有知识产权裁量权。比如投诉,你是不是偷了我的故事,这个事儿在法院里很难判断。本来这个想法是我的,或者我参加了这个会,说了几句有意思的话,你没署我名字在这个剧本上面,我起诉你。更多的是制片人说,我也参加了,我是制片人,我出了很多主意,这些主意也体现在剧本里了,那为什么不写我名字呢?因为编剧是要分账的,在编剧工会的总合约里,编剧按剧本比例分整个票房,DVD收入也是要分,谁的名字署进去谁就多分一份。

很多导演投诉说,自己导演的时候改了一些,然而为什么不将自己写到编剧里?编剧工会的权力大到可以自己制定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到了法院实际上就相当于法律。它规定,只有贡献超过30%的人,才能在这个剧本里署名。所以,我们看好莱坞正经的电影,“written by(原著)”当然人更少,“screen play(编剧)”不会超过三个人,因为30%一个人,不可能出现120%,所以永远不会超过三个名字在编剧栏里。遇到有人投诉,法院不愿意拿纳税人的钱说我去研究好多版剧本,研究这个钱怎么分配,而是会说,那就由编剧工会裁量,来决定你到底有没有侵权、该不该署名,到我这儿我判就好了。每个这种case到了编剧工会,编剧工会就会随机找五个编剧,然后看不同的剧本,甚至看会议记录,以及讨论剧本的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会封起来,然后寄给与会者,证据就是在这天我先想出来的这个)。所有这些证据,都由编剧工会随机委托五个编剧看,最后他们投票说这个起诉的人其实没有超过30%,法院就会按照投票结果去判。

工会是有强大的功能的,我说的只是很小的一块。演员工会主席的地位,就像好莱坞大佬—里根就是演员工会主席出身,然后当了加州州长,最后做了美国总统。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游戏规则,奥斯卡奖才能做这么多年—八十几届,始终能够站在市场最前沿,而且很多获奖电影确实很好,而不像其他电影节。欧洲的很多电影节,曾经很辉煌,但不考虑市场,不考虑观众,艺术家弄那些arty-farty电影,最后即使得了奖,也不能得到更高的票房。对于票房,钱是一方面,但让更多人看到这部电影、看到导演的追求,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到今天,全世界大概也只有奥斯卡奖能做到如此:你得奖了,你提名了,你就可以再在电影院放映。我刚才讲过,奥斯卡获奖作品必须是Awards Season之前已经公映过的电影,相当于9月以前就公映过了,但是次年1月开始,提名名单出来的时候,大批的电影,比如说一旦超过四项或五项提名,又重新在院线出现了。如果得了其中的奖项,一下子就能卖得好极了。这是个良性的循环。这个体制对于整个电影工业的良性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也特别希望,我们自己的电影工业,尤其是我们现在将市场做得这么好,开工量那么大,一年开工的电影,其实也不比好莱坞少。是不是在整个产业环节里,工会和保险是我们现在最缺的?

对比来看,好莱坞有一整套的投资担保制度,超支了由担保公司付,类似这样的制度我们还没有。导致游资的风险很大,导致大家全都以一种赌博的方式来做电影。而奖呢,基本上还是小圈子的奖。游戏规则还没建立起来,那是不是能够借鉴一些这种东西,包括刚才仔细讲的游说制度。大家花钱,那就花在明处,总比你花钱花在暗处要好很多。

有两件有意思的小事儿,我想说一下。一个就是,沿用了很多年的奥斯卡颁奖的地方柯达剧院,柯达—伟大的柯达终于付不起赞助费了,所以改了名字。由于还没有新的赞助商,目前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叫作Hollywood and Highland Center,直接翻译叫“好莱坞高地中心”,听起来好像好莱坞觉得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不是。柯达剧院那个地方,正好是两条街的交叉口,一条街叫Hollywood Blvd(好莱坞大道),一条街叫Highland Avenue(高地街),这两条街交叉的地方就是那个剧院,那个地理坐标就叫这个名字,所以叫了一个很古怪的名字,等着新的赞助商。说起来心里挺难过,因为100年来,几乎所有的伟大电影—应该说大部分—都是记录在伊斯曼柯达胶片上的,包括我自己的虽然不伟大的,但是付出很多心血的电影。柯达胶片几乎记录了所有人类美好的情感,相遇和别离,但是最后要跟它说再见,心里挺不舍的。科技其实超过一切力量,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

还有一件小事儿,所有奥斯卡入围的电影里,我自己其实最喜欢《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2011)。首先,因为我是伍迪·艾伦的迷,他拍摄的每部电影我都看,而且大部分都很喜欢。但是这一部,虽然在这一届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跟伍迪·艾伦以前最好的电影比起来,没有那么锐利,而且更商业化了。在这一部电影里能看出来,美国文化在欧洲文化面前还是有仰视感,虽然美国强大得不得了,好像欧洲是小弟,但是在文化上,美国还是对欧洲有⋯⋯说自己的包是法国的,说自己的家具是意大利的,然后英国口音的英语在美国永远受欢迎,尤其受美国女孩欢迎。伍迪·艾伦拍美国电影的时候,是以一个俯视的态度去看这个国家和社会,也包括看纽约。一旦拍到巴黎的时候,他那种俯视的、锐利的、庖丁解牛的能力,好像变成了一种温暖的、崇敬的、觉得巴黎特别伟大的情愫,包括巴黎的过去等,就没有从前那么锐利了。

这部电影还起到一个好的小作用,很有意思。在加州,正常情况下你说“Paris”,大部分加州人不会想起法国首都,而是想起Paris Hilton,就是希尔顿家的帕丽斯·希尔顿。这回因为这个电影又公映、又参评,大家才想起来帕丽斯不光是一个大美女、大富家女的名字,而且还是遥远的、一个叫法国的、曾经很伟大的国家的首都,普及了地理知识。
中国电影来奥斯卡,为什么屡屡不得志?一是游戏规则,我们并不了解,或者是说并没有加入到club里去,没有成为里面的人,没法玩这种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比较吃亏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我个人的看法。美国跟欧洲国家比起来是极其右倾的国家,非常“右”。这个“左”和“右”,跟国内说的左、右派不一样。美国的右派在文化上,讲究信上帝、信传统以及珍视家庭,或者叫爱情吧,这三条就叫右派。左派是能说脏话—上帝?传统?什么上帝、传统,什么狗屁爱情,要性解放,要无神论,要反对所有的传统,这就是左派。左派在美国影响力并不大,大概只存在于一部分城市,像纽约、波士顿,以及旧金山这几个比较激进的城市,绝大部分美国的地方都非常右倾,好莱坞是美国右派文化大本营。
基本上你看好莱坞电影,大部分故事都是从《圣经》故事演变来的,套上现在的衣服,一定要信上帝,一定要珍视传统,一定要说爱情胜利,家庭是一定要保护的。好莱坞现在越来越“右”。现在“007”都不像以前是个casanova(情圣)、playboy的样子,他现在变得珍视爱情,对一个女的很好。颁奖的时候,奥斯卡毕竟是一个标榜自己是公正以及宽容的电影大奖,所以它还是要给左派电影一点空间。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左派电影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基本上它会拿最佳外语片,当做一个平衡。

我说的不是每一届,但是它经常会拿出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给左派的欧洲电影,或者是亚洲电影,来平衡整个奥斯卡奖。所以中国电影来到这儿,还是比较传统保守的,包括中国几位大导演的作品,都倾向于右派,就是珍视传统、珍视爱情、珍视家庭等这样有信仰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和那种激进左派电影比起来,不占优势。不过,在最佳外语片这一奖项里,如果你是美国做的—美国投资的大电影可以参加所有的奖项评选,就像《卧虎藏龙》(Crouching Tiger,Hidden Dragon,2000),就突破了只在最佳外语片这个小锅里、小坑里面对好多萝卜竞争的局面,那就会好很多。中国电影以后如果更多地跟美国有更深度的合作,参加评奖的时候,不再是简单地只参加最佳外语片这一个奖,而是能参加所有奖项,这样应该能有所斩获。

关于奥斯卡奖,刚才说了很多,各种游戏规则,参加club。它当然是个市场行为,非常商业的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电影市场全都是商业的,它其实划分得很清楚。比如,在美国好莱坞那儿肯定是商业的,要来这儿,就要遵循好莱坞所有的那些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movie的原则,包括一定要有动机,人物怎么发展,40到60件事儿,三大矛盾:人和环境、人和人、人和自己等。但是其实还有个地方,你可以去纽约,纽约学派的电影,那就是独立电影,制片制度跟好莱坞不一样,也没有工会保险这一套,更没有那种分八层审剧本,每个剧本男女主角要有75场戏才能拍的规矩。当然这边管纽约电影叫电影游击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国家是多元化的。好莱坞是商业的,纽约是多元化的、独立的。

美国还有一个重要的电影节,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超过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戛纳电影节,它叫圣丹斯电影节。这个电影节全都是年轻的、做独立电影的、有冲劲的导演去。年轻导演先到圣丹斯去拿一个奖。制片人都去圣丹斯,好莱坞这边去圣丹斯,它不会买一个电影去发行,这种电影只能在艺术院线里发行。他们去干吗?他去看导演,看到这个小电影,这个导演有才华,你来给我拍个“哈利·波特”。经常就是那种年轻导演,一上来就跳进好莱坞,成为拍大片的导演,因为好莱坞整体的制片制度能保证有才华的年轻导演受到赏识。这些年轻导演虽然缺乏经验,但是有一个大团队来帮他经营,他只要用自己的才华就好了。他先拍拍独立电影,到圣丹斯去拿奖,然后就被请到好莱坞来拍,如果他愿意的话。然而也有人不愿意,非要专门拍那种独立电影,这边叫arty-farty,那也没有人拦着你。所以它其实是多元化的,包括好莱坞的工会跟保险制度,也都规定了300万美元以下的电影可以不遵循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会多花很多钱,差不多会超过百分之十的预算。

整个的产业,是分成了两大块—奥斯卡奖,好莱坞六大片厂(现在称为五大、四大也好),是整个的主力集团军,这是一大块。纽约的独立电影,圣丹斯独立电影节,以及整个低成本的大量的产量,是另一大块来保证各个层次有新的人才进来。大片在严格的体制下制作,然后有奥斯卡奖保证市场、推动市场。有圣丹斯发现新人,发现独立电影的才华。所以我觉得,圣丹斯也在整个奥斯卡奖产业体系里。大家理解了这个,也就不会批评奥斯卡奖有多商业,因为你可以去争取别的奖。

刚才说了这么多游戏规则,这个钱不是白花了,在这里面,虽然他们是公开游说,而不是偷偷摸摸,但是公开花的钱其实也不少,当然是有利益的:你一旦提名了,就可以再上院线,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10月以前都已经公映过了,但是被提名的影片会在第二年1月开始,再上院线去放映,还有DVD的销量—比如,《泰坦尼克号》(Titanic,1997)卖了一亿张,华纳赚疯了—然后电视价钱也提高了,全球的发行能力一下子就上去了。有很多电影其实是等奥斯卡评奖后才开始全球放映,因为制度只是规定电影要公映,只要在一个国家公映就可以。在中国公映或者在美国公映都可以,但一旦提名,尤其获奖以后,全球范围内的公映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要说奥斯卡奖,李安导演的一部电影《推手》(Pushing Hands,1991),卖得不好,他第二部电影《喜宴》(The Wedding Banquet,1993)在柏林得了金熊奖后,在进庆功宴大厅之前,直接在外面的雪地里就签了3100万美元的全球销售额,所以获奖是有巨大利益的。当然,这套所谓的游戏规则,是个良性的互动。不会把奖颁给一个烂电影,首先得是一个好电影。所有的评委被游说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你游说了,请我喝了一杯咖啡,我就投这个票。首先还得是好电影,然后才是遵守游戏规则,在规则里面,该花的钱花了,该做的工作做了,最后,你才能成为这圈里人,才能来分享这个蛋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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