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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文学，改写的不仅是文学史叙述，更蕴含着对现代中国的来路与去处的时代思考。在陈平原的讲述中，这一成果之所以能在1985年诞生，与那时的文化氛围乃至学者们的居住条件，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85年6月的一个周日，我和夏晓虹在北京大学19楼结婚。“夏家”在二楼，直对着楼梯，房间有将近20平方米，算比较大了。那是两人合住的年轻教师宿舍，周末趁她同屋回家，我们把两张书桌拼在一起，成了宴客的场所。宾客加上我们俩，总共9人。黄子平的夫人张玫珊像变戏法一样，从袋子里掏出各种吃的，大家欢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紧，主要是聊聊天。那时我和钱理群、黄子平正在捣鼓“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议题，结果“婚宴”几乎变成了学术研讨会。

1984年我从南方跑来北大念博士，认识了夏老师。当时我是北大中文系的第一届博士生，同是“77级”大学生的夏老师从北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我们1985年年初开始恋爱，6月就结婚，那个时候都很单纯，觉得好像可以了，看对了，就结婚，根本不考虑经济问题。日后她还笑我当时是“负资产”，因为我买自行车找黄子平借了钱。她学近代文学，我学现代文学，曾一起在1985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文章，那是钱理群约的稿，他说：“我们不是要打通近现代文学吗？就先从你们家里开始吧！”

博士入学，正式拜在王瑶先生门下，当初向王先生推荐我的“钱老师”钱理群，便成了我的师兄，他让我改口称“老钱”。钱夫人还没来北京，他的房间成了“单身宿舍”，也就成了我们聊天的主要场所。当时大家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只有一个一个的房间，像学生宿舍一样，一层楼中间有一个厕所，还有水房，老师们就在门口弄一个煤油炉做饭，一人做饭，满楼飘香。

陈平原（黄宇 摄）

老钱家是“永远的煮面条”，我们宁愿去食堂打饭，一打完饭，就到老钱那里去聊天。那是一个无拘无束、随时可以聚在一起聊天的时代，不像今天，见面还要预约。随时随地侃大山，也特别体现80年代北京知识界的特色。就在像集体生活一样的氛围里，我们共同酝酿做一些事情，聊出了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

以往文学史的分期是近代文学（晚清）、现代文学（民国）、当代文学（新中国），但我们想要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我们定义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由19世纪末开始的，到提出这个概念的80年代时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我们总结它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基调美感是“悲凉”，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的是艺术思维的现代化。历史分期从来是历史哲学的重要范畴，但这个概念蕴含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分期问题，引起的理论方面的兴趣同样诱人。

1985年5月，在万寿寺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做了专题发言。其实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那时我还是个博士生，老钱已经是副教授，比我大15岁，之所以推举我做代表，是因为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来说太重要了。老钱说，既然是创新座谈会，就应该让年轻人上阵。这是80年代特有的气象与风度——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关键时刻，尽可能把年轻人往前推。其实，不仅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如此，同一时代，经济学、法学、电影、绘画、小说等，都是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酝酿一场场日后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在他们身后，往往有若干甘当人梯的伯乐。

论文还没发表，只是交稿了，我们到朝内大街166号的《读书》杂志编辑部去聊天。我们说起在会议上的发言，《读书》主编董秀玉一听，说好，专业论文给《文学评论》，你们再另外跟我们谈，《读书》要介入到当代的学术思潮里面来，不仅是谈书，还应该有思想、有学问。八字没一撇，我们的文章她根本看都没看，就让我们三个人继续给他们做。我们三人略一商议，提议用“对谈”的形式做一次文体实验。以聊天的形式来谈学术话题，起初还怕被斥为“没正经”，可话没说完，董秀玉已经拍手叫好，说这正是《读书》的路子！

我告诉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下子说不清，民族主义问题、世界文学问题、艺术思维问题……她说，你告诉我要几期？要六期！于是有了1985年10、11、12月，1986年1、2、3月连续六期在《读书》上连载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以下简称《三人谈》），引起了当时知识界相当的轰动，读者比《文学评论》上的专业论文读者广泛多了。这组文章影响之大，出乎我们的想象，多少年后不断有人向我提及当时阅读这组文章的激动心情。

1979年《读书》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被视作改革开放中文化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

两年前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著名科学家告诉我，当年曾跟我们讨论《三人谈》。他说的是《三人谈》发表之后北京大学博士生部专门召开的座谈会，那时全北大也就一百几十个博士生，法学的、经济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博士生，竟然都来讨论我们的“20世纪中国文学”。有的是讨论你的话题，有的是讨论谈问题的方法，有的是讨论思维方式的改变，从各种角度提问题，对我们启发极大。讨论这么热烈，我想可能与改革开放进行了若干年，到1985年时整体的气氛有关系。

1985年，是文化艺术界发生巨大变化的一年：寻根文学、八五美术新潮、第五代导演、新潮音乐等……“77级”大学生三年前毕业，文学艺术这些注重才气且格外敏感的领域，已经开始做出成绩，并引起广泛关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走向新的探索，在努力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以及重新发现传统这两种思潮中，所谓前卫和寻根，现代和传统，在这一年中形成恰当的张力。

当然，这一年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上也是重要一年。此前一年的国庆节阅兵，北大学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那是邓小平声望最高的时候。1985年，他继续雄心勃勃地大力推进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改革，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始百万大裁军，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等。整个国家朝气蓬勃。

《三人谈》也就在这样的气氛里引发讨论。以往读者看惯了摆着十足的架子、端着说话的专业论文和指着鼻子教训人的“大批判”，发现有几个人用聊天的形式来谈高深的学术话题，读者与思考者平等地对话，自然愿意参与进来。本来嘛，厨师谢绝参观厨房，演员也不喜欢人们在后台探头探脑，但我们却愿意把“豁然开朗”之前的“茫然无绪”，把思考之中的“歧路”“火花”“陷阱”展示给大家。因为把“现成结论”一端出来就强加于人，试图“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的事，我们自己多年来受够了那类苦头了！

三人谈再聚首。2000年4月，去国多年的黄子平（前）回北大演讲，再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钱理群（中）、陈平原合影

写作这组文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用录音机记录，再进行整理。三人中子平对文体最为敏感，坚持借括号中的“笑”“大笑”保留对话的节奏与氛围。老钱一激动就提高嗓门，被称作“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子平是“以柔克刚”，我则一到关键时刻就笨嘴拙舌。

但我有一项“特殊贡献”，每月一次的送稿，都是由我独立承担。既然在《读书》开了专栏，就必须准时交稿，可涉及三个人之间的核对，每次都手忙脚乱，最后时刻才完工。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从北大骑车到朝内大街《读书》编辑部，紧赶慢赶也要一个小时。有一回路遇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人家想跟我多聊几句，可碍于下班时间快到，着急送稿，我只好匆匆道别。那位朋友以为我是故意推脱，再也不与我联系了，事后一直追悔莫及，要是另约时间再谈就好了。

最近十多年，不断有人邀我重谈“20世纪中国文学”，我都谢绝了。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所有这些重要话题，当初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也就难怪日后多有争议。

所有理论预设都只是过河的舟楫，河已经过了，舟楫是否精美，不必过分计较。在某个特定历史时刻曾发挥作用，突破了原有的思维方式，让人耳目一新，这就行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80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值得认真叙说的，不是我们的功绩，而是背后的大时代。

1985年，对我个人十分关键。我和夏晓虹的恋爱、婚姻，和钱理群、黄子平他们的学术合作，让我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有了未来生活的方向，也坚定了学术上的信念，从一个“外省青年”，变成“京城学者”了。那一年人们的意气风发，跟以后各种各样的杂音有很大的差别。那一年的理想主义，今天看来很值得怀念。如今改革开放40年了，再看那黄金80年代的高潮，真的是：当时只道是平常。

采访手记

到陈平原家中采访，夫人夏晓虹亦在门口迎接。拍照时，他也要把“夏老师”喊出来，站在一旁，说这样自己会更自然和放松些。这对自80年代至今始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教书的学术伉俪，颇代表了生于50年代而在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目前已成学界权威的这批学者的经历。又因着陈平原在公共媒介的高曝光度，二人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为公众认识今日北大中文系的符号之一。采访讲述的故事，也就发生在他们相恋结婚并展开各自学术道路的1985年。

进入“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改革开放以前过分被政治左右的局面，形成了基本的学科形态与学术品格。一系列的作家被重新评价，不仅王实味、胡风、丁玲等人的历史积案得到清理，周作人、钱钟书、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成就也开始受到重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鲁迅，也被“请下神坛”，褪去光环的同时也显现出以往被遮蔽的复杂性。文学从来与时代密切相关，对过往与正在发生中的文学的解读，更是思想变革中的前沿阵地。

到1985年这个“方法论年”，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之外，一系列宏观视角的理论问题也被提出。最根本的，贯穿“现代文学”的线索究竟是什么，如何理解其整体性质？只是以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或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预备和发展吗？80年代“思想解放”气氛下登上舞台的一代学人自然开始不满足于过往的说法。借由重构文学史而重新思考现代中国的努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便是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于1985年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这一当时让很多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乃至引起不少争议的新提法，几乎已成为现在的学科范式。

公众眼里，陈平原的学术史、教育史研究似乎更让人感兴趣，比如他讲的老北大的故事、现代学术如何兴起、怎样触摸历史以及晚清画报研究等。但他实际的“本行”与学术起步，是在文学史，虽然话题相对专业不易引发大规模的公共讨论，却是思想的“地基”，且生命力不衰至今。不仅“三人谈”已成经典，他于198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甚至还在出版30年后获得目前中国人文学界声誉极佳的“思勉原创奖”（第四届）。

面对此番又一次以纪念为名的报道，陈平原提醒，他和其他的受访者今天能接受采访，是因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并顺利发展至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像列车急转弯，中国在近几十年中连续地转过了好几个弯，能够到达目前的一站是幸运的，可每一次转弯都要甩出去很多人。陈平原说：“也请记得那些在路上被甩出去的人。”（刘周岩）